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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3/10 13:50:22
来源：新民教育 选稿：陈乐
与芬兰、美国、以色列、日本相比，中国的教育发展之路有些缺少章法，总体战略规划的缺失，让我国没有前进在任何一条道路上。
唐盛昌，一位在上海乃至全国教育界都响当当的人物。
在10月底的厦门国际教育论坛上，这位有着上海教育泰斗之称的老先生接受了中国教育智库网·校长派独家专访，关于我国的核心素养人才培养目标、国际教育最新发展趋势、国际学校的外教管理、以及中国教育发展方向等重要话题，唐盛昌先生与校长派进行了深入探讨。
他对“中国精英阶层孩子留学低龄化为何愈演愈烈”、“中国家长是否应该花钱享受更优质的教育”等众多敏感问题的独到见解，有如醍醐灌顶，拨开了中国教育发展进程中的层层迷雾。
唐盛昌年过七旬，依旧奋斗在教育一线，无论是专业、学识、观点，还是讲述每件事情时的魄力，都足以让这个名字变得愈加立体和更具分量。
在国际教育领域，唐盛昌是一杆大旗。他创办的上海中学国际部成为很多知名学校的参考样板，不少名校校长都会从这里取经问道。但在他看来，中国很多教育人投身于此，“却还没搞清楚国际教育是怎么回事”！
唐盛昌不止一次提到过，国际教育与国内教育的根本区别在于，国际教育是“扬长平短”，而国内教育是“抑长补短”。从人在未来社会的发展需求来看，显然“扬长平短”是更优的选择。人立足于社会，往往只需要某一项长处，而不太需要做一个毫无短板的木桶。
中国的“抑长补短”是源于中庸思想的影响，起初倡导“扬长补短”，教给学生长处要发扬，短处要跟上，但往往补短用去的时间会抑制长处的发展。
就像所有老师都会赞同让英语考145分、数学考80分的学生去死磕数学，可正因为学生不喜欢这门课，成绩才只有80分，一直补短，反而会让孩子失去学习兴趣。但基于我国目前的考试设置，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都会要求孩子这么做，否则就会和所谓的重点学校失之交臂。
唐盛昌说：“这叫做有得必有失，一直做加法的孩子会累死，必须要做减法才能装进更多东西。全面发展并没有错，但我们更应该提倡个性化的发展。”
对于9月份出台的核心素养总体框架，唐盛昌也持类似观点，“核心素养是一个全方位的培养目标，不要说是中学生，就连大学毕业生，也不是所有素养都能发展得很好。”
核心素养和学科课程一样，他认为每个人在素养方面也都有所长有所不长，有些学生文化科技方面不擅长，但人际交往能力很强，那么在日后的工作中大可多利用自己长处，往喜欢的方向发展。
核心素养的“六个方面”和“十八个基本指标”是全方位的角度，“都要关注到，但是仍要有个性化的思考、操作和实施，否则没有办法落地。”
“扬长平短”的个性化教育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国际学校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但并非单纯因为市场需求增加。当前国际教育的四大主流发展趋势（课程选择性、内容现代化、探究性、数字化），更人性、更个性、更贴近现实，也更符合社会发展的内涵。
因此，国际化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唐盛昌首先为我们列举了很多课程例子，在IB体系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学科内选择不同难度的子课程，仅从数学学科来看，共分为了“数学学习”、“标准水平”、“较高水平”、“进一步的数学”4个级别，从生活应用数学、文科专业水平数学、理科专业水平数学到培养未来数学专业人才，每一个级别都包含了广泛的数学内容，但深度各有不同，跨度之大远超国内课程设置。高度的选择性，是国际课程的主流核心。
其二，唐盛昌指出，国际教育中教学内容的现代性，也充分体现在课堂上，包括对传统知识要有现代理解。他进一步举例，在电子设备普及的今天，大位数运算已经很少需要笔算，因此对“加减乘除”的教学要求应该适当降低。反之，电子设备容易出现输入错误，应对这一问题，学生的估算能力应该有所有提升，以便他们能快速反映出答案是否正确。
此外，在教学方法上，国际教育也更加注重探索性和数字化。以理化试验为例，国际课程注重“探索性实验”而非“验证性实验”，重在提升学生设计实验的能力。例如用发光二极管测量普朗克常数，测量方法有很多种，学生甚至可以想出一种以前从未有人尝试过的测量方法，只要方式走得通，测量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这种重过程、轻结果的培养方式，能够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唐盛昌还提到，学生从小学开始就应该参与课题研究，但这绝不同于专业的课题研究。他们在知识、条件都不够完备，教师指导也未必得力的情况下，做研究是为了培养探索精神以及跨学科处理问题的精神。也正是基于多种限制，中学生在做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应该一边给予一定的知识补充，一边做探究，只顾一个方面是不正确的。
国际教育的评价标准还具有多元的特点。当一个国家的课程十分复杂，学习相同学科的学生水平也不尽相同的情况下，评价标准就要从“总分式”过度到“多元式”，也要从一次选拔发展到多次选拔。无论是SAT还是托福，或是其他考试，都只是大学的入学门槛，当学生达到了入学标准，100分与120分之间并没有差别，迈过门槛之后会对学生有更加细化的评价。
“这些国外课程的主流趋势，如果做国际教育的人不了解，国际化就会成为空谈。”唐盛昌说。
国际教育需要设立门槛、逐步规范
但目前，不仅仅是“投身于国际教育的人没搞明白怎么回事”，而且在执行过程中“有量没质”的现象很严重。
唐盛昌说：“很多人认为，搞教育的人自然可以搞国际教育，这种自动去掉门槛的想法是不对的。国际教育需要门槛和标准来进行规范化操作。”
在上海，不少打着国际学校旗号的学校，在硬件、软件甚至聘请外教、开设国际课程的资质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上海市教委为此成立了基础教育国际课程比较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唐盛昌受邀成为了研究所的所长。他研究了很多国外教育的精髓，又融入了中国教育体系的特点，按照不同阶段不同侧重点综合而成了一份评估机制。上海市教委要求，所有开设高中阶段国际课程的学校都需要先进行测评。
唐盛昌还提到应该有相关政策做出限制。尤其是对义务教育阶段和非学历教育。同时，在国际课程中，必定会有些内容牵扯到民族甚至种族，如果政策不清晰，就会形成模糊地带。
此外，对于国际教育还应该有全方位监管与规划。由于国际课程可以整体引入，也可以只引用部分元素，这必定会出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两个方向，对此要有宏观的考量。只做学历教育而舍弃其他，是不合理的。
“让国际教育更加专业和规范，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牵扯到政府的决心与外部环境多方协调。”至于国际教育何时能完全规范化，唐盛昌无法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但有了准入门槛作为基础，也是国际教育在前进的证明。
对于校长来说，想要管理好一所国际学校，比普通学校要更困难。由于学校里有外籍教师参与教学，在文化背景、沟通方式都不尽相同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协调好他们也成了能否管理好学校的关键。
作为学校领导者，要充分理解外籍教师“人在家门外的”心理感受，要懂得为他们营造主人翁的氛围，削弱他们在观念上的障碍，做适当的情感投资。这包括领导者要对教育和异国文化有充分理解，以及对外籍教师表现出充分尊重。
唐盛昌的星河湾双语学校与国外学校一样，在外教的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与跨国公司的管理模式比较接近，这里对每一位教师都有完整的培训机制，这不仅是一种与国际接轨的管理方法，也能让外籍教师更适应学校，让他们的工作感受、习惯、要求规定都与他们在本土工作时保持一致。
唐盛昌说：“这是学校国际化必须要走的路。而在一所借鉴企业管理模式的学校内，校长想要树立威信，更重要的是有魄力和专业度。”
在星河湾双语学校，曾有一名外教刚刚入职，同时有培训老师和外教同事反映此人的专业水平恐怕难以担任起高年级的任课要求，唐盛昌经过了解和谈话后，断然把这位“不够格”的教师请离了星河湾！这种事听起来容易，但遇到同样的情况，不是所有校长都这样果断。
唐盛昌认为，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校长，专业水平一定要够。不仅仅是学科领域上的，还要由小到大上升到对教育整体的判断。即使是管理型校长，也要理解特殊行业的管理需求，当出现了某些问题的时候，能够站在制高点分析出哪些做法是有发展前景的。
这样的管理要求，必定需要校长有相当高的管理水平。即使一朝一夕无法达到，也应抱有“努力靠近这个水平”的态度，而不是“太高了，我们做不到”，无论是行业还是自我“都无法在胆怯中得到提升”！
在唐盛昌的管理下，星河湾双语学校的名气如日中天，学校的门槛也越来越高。在学生培养方面，学校有一个基本准则：境界、修养、学历、潜能。
境界是放在第一位的。唐盛昌希望学生“出得去”也要“回得来”，作为中国人，终究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工作。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境界，再杰出也会被学校拒之门外。
事实上，中西方对待子女心态的差异，也让现在的父母都迫切希望孩子回国发展。他们并不能接受西方对孩子“放养”式的管理——即18岁以后孩子完全独立，获得充分的自由和主见，家庭不再给予经济支持，孩子也离开父母生活。他们仍希望在年老、生病和逢年过节的时候，孩子能够相伴左右，这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那些接受了一半西式教育的孩子，嘴上喊着独立却依旧“啃老”，这其实是最糟糕的发展路径。
其实，早离开家也并不意味着将来孩子就“回不来”。唐盛昌为我们分析了一些数据，指出那些成功的留学生，一定是和中国的关系越紧密，才会发展得越好，加之如今有经济实力将孩子送出国门的家庭，在很多方面都能够给予孩子帮助，扶持他们发展。因此在当今的社会形势下，想要孩子回来，并不是一件难事。
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更早走出国门？无论是让孩子就读于国际学校，还是出国留学，都必定面临着一笔不小的花费。
唐盛昌承认，“教育说到底都是花钱的，教育的每一个进步必然伴随着教育成本的大幅度提高。孩子大量的补习课都是钱堆出来的，家庭越富裕，孩子上课的钱也就越多。”
但是，中国孩子低龄化留学愈演愈烈，除了生活水平提升的原因外，是否还有更多背后的因素？
他认为，国家的责任在于确保每个人能“有书读”，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把“有书读”的水平力所能及地提高，但不是无上限的提高。教育不仅仅是国家的事，也是家庭和个人的事。花钱才能享受更优质的教育服务，这并不违背教育的初衷。
在美国，公办教育解决的是“有书读”的问题，民办教育解决的是“读好书”的问题。换言之，美国的基础教育与优质教育界限清晰，差别明显，家庭依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和需求对学校做出选择。在日本和东南亚等地，他们的教育体系又有所不同，学校承担了标准的基本教育服务，优质教育部分则交给了专业的校外补课培训机构。
反观我国，国内的公立学校禁止高收费，这就造成很多教育资源只能在民办学校落实，例如国际学校里优质的外籍教师，仅工资这笔花销就超出了公办学校的承受范围。但在教学质量上，我国的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又没有清晰地体现出明显差距。民办教育就一定是“优质教育”吗？在我国，这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实际上，唐盛昌先生揭开了又一争议性话题，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应该花钱享受更优质的教育。不少教育界前辈都在推崇芬兰的教育模式，芬兰在小学阶段，就做到了在免费的基础上完全执行优质教育的标准。
唐盛昌认为，芬兰的全民“优质教育”，是建立在良好的经济背景之上，更是建立在有限的国土面积之上才得以实现。中国作为泱泱大国，无法相提并论，“这就像北京也不可能把所有学校都变成北京四中或人大附中一样！”
那么，中国的优质教育究竟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得以实现？我们似乎仍没有答案。
目前中国的教育发展之路在唐盛昌看来有些缺少章法，总体战略规划的缺失，让我国没有前进在任何一条道路上。那我们是否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唐盛昌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但目前这条路还没有规划清晰。”
除了基础教育与优质教育混淆不清，英才教育也是中国暂时缺失的一部分。所谓英才教育，即“创新人才培养的早期教育”，是代表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
唐盛昌认为，美国的英才教育表现出色，以色列的模式也较为典型。以色列每年会进行一次英才教育选拔，面向全国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学校将组织他们参加全国统一考试，每所学校前15%的学生经过特殊评估后，再挑选出1%，成为小“英才”。这些孩子除了正常上课，还将补充学习教学大纲之外的内容，诸如天文、医学。有数据表明，这些学生在日后对本国军事、科技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
“然而，我国目前并没有与之对应的英才教育。”唐盛昌说。
混乱、不完善的教育体系，造成了越来越多中国精英阶层将孩子送出国门以接受更优质的教育，“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现象愈演愈烈，教育不公成为社会分层分级的土壤，中国教育的未来该走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