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55年前，和今天一样的毕业季。16岁的唐盛昌即将离开延安中学，梦想报考中国科技大学，飞向“原子核物理研究”殿堂。最终，却因诸多非主观因素的影响而走进了上海师范大学数学系的课堂。彼时的唐盛昌还无法预见未来教育之变，也无法预见他将为之而做出的贡献。但他的预见能力开始显现，大学期间他除了数学专业知识的学习，还自学了英语，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即便是在饥饿如影相随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即便是在接受再教育的农村劳动时期，即便被戴上“白专典型”帽子划成“另类”，他也没有松懈过读书。这些读书、学习经历和所得，“在所有的人生抉择中都曾产生过无法替代的功效”。

到了晋元中学，唐盛昌又敏锐地预见了教育发展趋势，他抛弃当时盛行的题海演练，转而研究男女生思维特点差异，以建立正确的数学思维为突破口，用符合学生年龄特点上课方式让文科班爱上数学；1981年，在全国上下既没有双语教学氛围和人力资源，也没有双语教学硬任务和下岗之虞的情况下，唐盛昌开始用全英语上数学课，这也为将来的双语办学，乃至更远的国际部、IB课程、AP课程埋下了种子。

1988年12月，上海市教育局领导约谈时任曹杨二中校长的唐盛昌，希望他出任上海中学校长。自此，他走上了人生的又一转折，凭着对教育的超强预见性，他和上中成为了引领上海乃至全国基础教育发展的标杆。

前人之树，今时之路

创始于148年前的上海中学前身为龙门书院，先后培育了曾任或现任党和国家、省部级以上领导100多位，两院院士54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31人。但受文革影响，当时的上中正处于历史低谷，校园面积大，学校自身发展的资金有限，建筑常年失修，设施严重老化，加上近几年学校高考成绩不理想，教职工经济收入欠佳，学校人心有些浮躁。亲朋好友包括唐盛昌自己都担忧，能驾驭上中的发展态势吗？

陷入是否履新思考的唐盛昌，遇到了寻上门来探虚实的上中学生会主席，面对“您若上任，将是上中复校以来第一个不是从上中毕业的校长，对此您怎么看？”的追问，他说，新鲜血液和新思想对学校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上中的前景可能会更好。

时至今日，唐盛昌还记得迈入上中大门时的情形。龙门楼由于年久失修而破败不堪，外墙上的涂料已开始剥落；偌大的校园里杂草丛生，野猫老鼠随意出没，几乎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家属区和教学区连在一起，在通往操场的路两边几乎都是教师自家的菜地；操场的地势较低，陪同的老师告诉他，一遇到雨天，附近河里的水就会倒灌进来，甚至能在操场上发现死鱼。

但上中仍是一个有320 亩土地、百多年办学史的“超级大国”，唐盛昌在中层干部会议和教师座谈会上提出“振兴上中”，遭到了教师的更正：“上中是百年名校，一直都办得不错，无所谓‘要想办好’。至于你能在这里干多久，我们拭目以待。”

要让上中走出低谷，制约发展的主要矛盾究竟在哪里？通过下基层、摸情况、访教师，唐盛昌认为有三个主要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凝聚人心，改革分配制度，合理拉开奖金差距，而分配制度改革的成功需要学校靠自身的力量筹集资金；二是深化学校内部管理改革，形成学校良性的运作机制；三是抓好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他清楚，如果这三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就很难被教职工接受，离开上中也就真的“拭目以待”了。

他借鉴现代管理理论, 在短时间内为学校建立、健全了校长责任制、岗位责任制、精神激励制、按量核奖制、班级等级制和流动优化制等六项校内管理制度, 打破了“铁工资、铁饭碗、铁交椅”的局面, 使学校管理形成了良性循环的机制, 也形成了“专家型治校”的特色。

他构建“三、四、五”德育目标, 要求学生具有一流意识、国际意识和时代意识,爱国心、事业心、创造性和适应性, 从深层思想、外显行为和服务社会三个层面对学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还制定了《上海中学学科教学纲要》，在充分重视学生的基础学力基础上,通过课程教材改革, 发展学生的发展性学力和创造性学力。一个学期下来，情况明显好转；三年下来，上中又回到了上海高中的前列……　 紧接着，唐盛昌又根据上中的发展特点做出了一系列决策：创办外国人子女学校；积极推行选择性的课程改革；促进“高立意、高思辨、高互动”的教学特色形成；加强数字校园的建设……这些决策的落实不仅将上中推向了“全国一流、国际知名”的高点，也向世界名校发起挑战。

敢为人先开先河

上中迈上良性发展道路后，唐盛昌及其领导的一班人马意识到：若要使上中真正焕发勃勃活力，学校必须有战略性改变，从以内部改革为核心向以外部拓展为导向。上中提出了“让上中人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上中”的基本框架构想，并得到了上中师生的一致认可。于是，上中加强了与美国、德国以及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联系。与香港地区的一些国际学校、德国汉堡的多所中学、美国圣•安德鲁学校等建立了对口交流关系。

在今天看来，与境外学校建立联系并非难事，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要开展与境外学校的交流，不仅需要智慧技巧，更需要气魄。

1989 年12月，上中将拟定的交流项目计划上报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尽管收到了“要承担政治风险”的善意提醒，还是拿着批文找到了美国哈佛大学所属的WORLD TEACH（世界教育）组织。1990 年7 月，首届“上中—哈佛”夏令营在上中如期开营。美方组织了20名哈佛大学的学生来到上中，在为期六周的时间里分别为上中高一和高二的学生开办了两期语言培训班，由一位美国大学生带六名上中学生分专题开展讲座，然后组织讨论。

通过这次活动，上中获得了珍贵的“附属”价值，更加坚定了上中继续前行的决心——不仅是参加培训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在短期内得到了提升，很多的美国师生此前并没有来过中国，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多停留在晚清时代，中国之行对他们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1993年夏令营即将结束时，美方领队约翰找到唐盛昌，希望能留下来任教。问及原因，他沉吟了一下，“是（因为）我所看到的中国，我所了解的上中！在我没来中国之前，我对中国毫无了解，在我的印象中，这个国家一定贫穷、落后、闭塞、愚昧。但来了之后，我看到的中国完全不是那样，这是一个古老悠久又很有朝气的国家。还有上中，也跟我想象中的中国学校大不一样，这样的学校即使在美国，也是非常好的学校。”

约翰成了上中国际部第一位外籍教师，之后还把在美国大学任教授的老父亲也带到了上中。“上中—哈佛”夏令营从1990年一直办到2000年。十年时间，哈佛大学共派出200多名学生，而上中先后接受培训的学生更是多达2000多人。在约翰之后，先后又有六七位夏令营成员要求留在上中任教。

约翰所在的，是当年上中借着教育国际化的启示，依靠校企合作吸引投资创办的国内第一所由中国人自主管理的外国人子女学校——上中国际部。唐盛昌将其视为一种双赢的事业，一方面如果办好了，可以提高学校的办学效益，改善办学条件，释放公立学校潜能；二来办国际学校会推动本部教育教学。

拿到市政府批文那天，正是龙门楼前玉兰花开一树烂漫，中兴湖畔垂柳摇曳，梧桐绿意盎然之时，而创办国际部的艰辛，却远非这般诗情画意。有人讥笑，用国人的土地培养外国人是卖国；有人劝慰，没有足够的办学资金，没有教材和经验，何以与外国人办的学校抗衡；甚至唐盛昌的办公桌上会出现本部学生“在学校内搞殖民”的抗议信。离开学半个月，报名的孩子仅有几个，开办第一学期，只招了18名学生，层次也是参差不齐。

来自中国的声音

在上海，这所18名学生的学校是那么不起眼，但唐盛昌相信，这些学生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教育形式。“上中国际部的发展，不会完全沿用国内教育，也没有照搬西方欧美的做法，而是在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结合上，创出具有新意的教育模式。”

1995年秋，国际部通过验收加入国际文凭组织（IBO），成为本市唯一的享有国际文凭，并且是国内唯一一所用英语系统教授中学各年级各学科课程的学校，通过其IB课程的毕业生可申请国外所有认可国际文凭的学校。根据组织提供的课程体系与课程实施纲要，国际部实施IB课程，基本课程设第一语言、第二语言、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实验科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艺术科学六组学科群，核心课程包括拓展论文（EE）、知识论（TOK）、创造性社会实践活动（CAS）。两大类9门课程中，又分标准级和高等级，前者层次相当于一般高中课程，后者难度相当于国外大学一年级水平。

IB课程注重高度的选择性与教学过程评价，也将课程中的合理成分借鉴到国内课程的教学中。国际部已从开办时的18名学生发展到在校人数达3000多人，招收60个国家和地区学生，由原来的以本部为基础和依赖的附属型办学分支，发展成为具有完整建构的独立办学实体，形成了独特的双部办学模式。

在多年国际化办学过程中，有交流也有碰撞，那是身为教育强国一方由自傲衍生出的偏听偏信。

1999 年至2000年，国际文凭组织进行全球结构性大调整，在最重要的日内瓦会议中，将确定校长委员会的建构原则。唐盛昌发现，与会的代表和委员中自己是唯一的亚裔。这个组织，几乎被欧美人垄断。就是来自亚太地区的四个代表，其他三个也都是欧美人。的确，当时亚洲国家办国际学校还是习惯于从欧美聘请校长，包括国内也是这样。

“各位委员，我只想提醒大家，我们要成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的名字叫什么？”代表们面面相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我们要成立的是国际文凭组织全球校长委员会。‘国际’‘全球’应包括除欧美之外的其他地区。按照现在的组织模式，是无法体现国际性和全球性的。世界是多民族的，世界文化也是由很多不同的文化构成的。既然如此，我们的全球校长委员会在建构时，就要考虑吸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校长，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校长委员会。”

“非欧美人的国际学校的校长虽然少，但不等同于没有。现在有很多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办国际学校，这也是事实。他们的经验少，更需要与国际文凭组织建立联系，更需要全球校长委员会的帮助。如果我们的组织里没有这样的人，那么他们的需要谁来反映？他们的发展谁来指导？我们又怎么能够倾听到他们的意见呢？并且这一支力量，随着亚太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许就是未来的一支重要力量。”

因为唐盛昌的争取，会议结束时全球校长委员会的建构原则中增加了一条：要尽量考虑吸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校长。在国际文凭组织全球结构性调整后，唐盛昌仍担任改组后由16人组成的全球校长委员会委员和由8人组成的亚太地区校长委员会委员，以及由政府官员、大学教授、著名企业家组成的亚太地区10人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此后几年的时间里，唐盛昌每年参加4次委员会会议，参与对全球数千个IB学校业务发展的研讨，为中国乃至亚洲赢得了国际教育中的一席之地。

上中多年来参与国际交往的体会证明：学校发展过程中的许多改革与创新，正是从这些交流中获得的灵感。像外国人子女学校的成功创办、数字校园的建构、“激励•优化•高效”的管理机制的创设等，都或多或少在借鉴了国外教育改革的一些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性地发挥，使得上中获得长足的发展，积累挑战世界名校的实力与勇气。

菁英教育与精英教育

在唐盛昌提出的教育理念中，如果论资排辈，“乐育菁英”应该可以置于前列。旁人看来，上中聚集了大批精英生。近6 年来上海市13个文理科最高分学生中有11位出自这里，重点大学升学率超过99%，进 入“985”与“211”高校的学生超过90%，和十几所国际顶尖名校保持着频繁而良好的交流，每年有20 多个国外顶级代表团来校进行交流访问和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在内的100 多所世界名校来校招生。

与国际教育接触得越频繁，与境外学生比较得越多，中国学生与美国或欧洲学生的差异却越明显。“当我按照国际教育的标准作参照，发现我们首缺的就是对志趣的关注。”唐盛昌发现，问起高中毕业后要做什么时，国外学生会回答金融、艺术、音乐、医生，然后对该专业所在的国内最好的大学如数家珍，而中国学生回答的是考北大、清华，而对个人爱好、社会责任、未来方向、院系专业都不在意，能安逸地当个白领是最大愿望。

“大脑不是一个等待填充的容器，而是一个需要被点燃的火把。”普罗塔戈的话或许可以理解为：“学校不是一个加工和生产知识容器的工厂，而是一片能让青春的生命自由、健康绽放的绿洲。”唐盛昌意识到，智力水平相仿的学生，志向、责任与思想境界直接影响创新动力和未来发展高度。“我们常说的‘精英教育’是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用于培养少数‘社会精英人物’的教育现象。不过一个成功的人并不一定是‘菁英’，如果不爱国、不爱社会、没有健康的心理，他们不但不会为社会、为国家做出贡献，反倒可能成为社会的祸害。这种人就不是‘菁英’。‘菁英’应该具备克服困难的精神、创造性的思维、健康的体魄、服务社会的思想、强烈的爱国热诚、渊博的知识等。”

上中的教育怎样促进资优生思想境界、成长视野、知识结构、发展选择等方面更加良好的发展？是为了学科竞赛拿金牌而放弃其他学科的均衡发展，还是适时地放弃金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是为了高考尽早地分科、偏科，只注重高考科目的教授而忽视其他学科的学习，还是关注在全面提升学生厚实基础与潜能开发的同时，正确处理好高考与学生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是只关注国内教育改革动态与课程改革趋势，还是要在国际背景下研究国际主流教育的趋势，找到合理的、可资借鉴的元素加以中国化改造？

唐盛昌力求解决以上三方面的问题，既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又关注学生个性潜能的发展与志趣逐步聚焦；既注重学生素养的提升，又不忽视当前高校招生制度对学校的影响；既注重国内优良传统与改革元素的深化，又注重在实践国际主流教育中挖掘先进元素加以中国化改造。

聚焦菁英“志趣能”

2008年，以“聚焦志趣、激发潜能”为突破口，上中在上海市率先开展“高中生创新素养培育实验项目”，科技实验班首批45名学生正式入学。借实验班成立的契机，构建德育图谱、学习领域和优势潜能开发图谱，并以“立志”作为拔尖创新人才培育模式的起始，通过德育课程图谱将学生成才志向与社会理想相联系。

重立志的德育课程图谱分为两个方向，一是教会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意识，确立将所学所会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的志向；二是立志创新，见人所未能见，做人所未能做，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创意。上中学生的德育课除了有高中政治课程、高一学军、高二学农、高三社会实践等国家规定课程，还创设了《组织与领导（LO）》课程、《人际交往与自我认识（双I）》课程、《48小时野外适应性生存训练》科目及《创新、实践、服务(CPS)》课程。其中，LO和双I课程对应认识、反思两大类型，通过团队合作和自我剖析认识自身肩负的责任，立志报国。48小时生存训练和CPS课程对应体验、实践，以接触社会为切入口，在学军、志愿者活动和社团活动中立志以创新精神应对挑战。四类德育课程为不同特质、不同需求的学生提供了活动空间。

不知理想为何物的李想曾经很迷茫，个人价值在哪里？如何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能力体现在何处？这些问题困扰着她。来到上中，德育课让她产生了一个念头，尝试着做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李想的CPS课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她与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文欣社”，以社团的方式开展民间保护活动。她与社员撰写春节祝福，亲自送往多个国家的驻沪领事馆，并通过领事将祝福交至该国总统，表达中国学生对该国人民的美好祝愿及对国家间长期友好交流的渴望。同时，他们与南京路步行街管理办公室、黄浦区区委宣传部、世纪广场管理办公室进行了磋商，在南京东路世纪广场举行了“愿在我心，任在我肩——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春节万人签名活动”，这是世纪广场上出现的首次由学生群体举办的活动。

2008年、2009年的升旗仪式上“纪念九一八，勿忘国耻”和汶川地震后“多难兴邦，国威壮志”的呼声是学生的志向表达，“诺贝尔奖——光环背后的精神”是学生对创新科研精神必须不畏艰辛的认同……“立志”之所以可以成为上中实施素质教育、探索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开篇之举，是因为它脱离了一般意义上以成绩为重的旧模式，从培养社会责任感、社会活动能力与人文素养入手，拓开创新追求的视野。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没有一天能离开自来水，自来水消毒的过程需要添加氯气，然而氯气会与水中原有的一些有机物发生化学反应，产生一些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如何控制氯气含量才能保证它不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2011届科技班学生丘深是首批在上中化学专门课程中学习并利用现代分析仪器实验室开展课题研究的学生，在上海交大、华东理工、上师大等高校教授的帮助下，两年中丘深完成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和分析化学等分支学科个性化的选择学习。立志投身化学的丘深在报考高校时最终选择了与化学有关的清华大学能源专业，并在去年转学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对于学生这些再“另类”的选择，上中都会予以考虑。上中自主开发了877门发展型课程供学生选学，与图谱匹配的实验教材802本，其中自己独立编写的校本教材383本。三类图谱分基础型与发展型两部分，学习领域课程图谱涉及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体育、音乐、美术等14 个学科课程科目，514门专门课程数，303个课题探究模块数。基础性课程关注学生的知识基础，为所有学生必修；发展性课程又分为知识拓展、视野开阔、解析探究、应用实践4个类型，关注学生在了解学科概貌的基础上激活兴趣、聚焦选修。优势潜能开发课程分图谱主要关注数学、科技等方面具有优势潜能学生的识别与培育。

迄今为止，上中在建成的现代分子生物学、激光与通讯、自动化控制、汽车模拟驾驶、纳米技术、人体医学、生态学、现代仪器分析等30个面向全体学生开放的数字化创新实验室基础上，与交大、复旦、同济、财大、华政、天文台、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等16所高校、科研机构进行合作。

“课程、课题与学生升学专业的共同匹配程度”调查显示，科技班、数学班、平行班的匹配度分别达到了95.4%、88.6%和62.9%。2008年至今，基于志趣聚焦的专业选择正成为学生在选择大学时的主导。许多学生在高校自主招生中得到了大学的预录取，由于高校给予的专业与志趣不符，宁愿放弃预录取，通过参加高考实现自己的志趣追求，在志趣聚焦领域中积极开展实验探究、课题研究与项目实践。

“聚焦志趣能”改分数导向、应试导向为志趣导向，从一般意义上的“尖子”选拔与再加工中解脱出来，强调志趣聚焦而非应试分数、竞赛名次。在学生广泛涉猎课程的基础上，逐步聚焦兴趣领域。“志”让学生将自身的发展志向与对社会、国家乃至人类的理想、信念、责任联系在一起；“趣”让学生逐步认识、发展的兴趣与潜能结合，构建自身的个性化知识，与一定的未来发展指向性意向相结合，以此形成创新思维与创新人格，达到育能的目的。

2013年3月，唐盛昌退休，卸下多年重担，婉拒了众多顾问和名誉邀请。无论对人还是对事，旁观者自有不同的视角和见地。有人说，他是当今杏坛的富翁，教育头衔没有两百字无法涵盖；有人说，他将育人与办学做到了极致，和上中彼此成就，国际课程、高中课程图谱、数字化校园、拔尖创新人才培育等等，无一不在当代国内外的教育发展和改革进程中产生影响。似乎，“唐盛昌”“上中”“校长”这些名词已密不可分地成为一种象征，承载着太多可以展卷书写的故事，隐隐生出一种只可远观瞻仰，不能近身攀谈的疏离感。

其实，他是百年名校的校长，国际教育家，也是一位在教坛徜徉五十一载的老教师。他尝过失意无奈，有过挫折起伏，曾为了国家荣誉挺直被腰椎间盘突出困扰的脊梁，交锋首富商人、世界级专家、总统经济顾问，也弯下腰混迹师生群，倾听心声诉求。他随性又有自己的坚持，幽默却也言辞犀利，洞若观火仍然针砭时弊。   

这位风云人物， 其实很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