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如何抉择？目标仅仅是让孩子进入1%高薪阶层吗？

某年夏天，我和一位美国母亲看着我们的孩子一起玩耍，她向我吐露了她的育儿战略。她的孩子们每年的学费就超过3万美元，战略目标是让孩子们进入名牌大学。为了提高几率，这种战略鼓励孩子们留级。这位女士的女儿在学校成绩不错，但前提是必须进行大量课后辅导。因此，这个女孩要在五年级留级。按照我的理解，这位母亲最后要达成的目标是：孩子们将成为医生或者律师，赚取最高的1%的收入。

当然，像这位母亲这样的精心策划如今十分寻常。随着收入最高的1%人群变得越来越富有，有更多的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加入其中。有关幸福的最新发现似乎也支持他们的想法：大多数研究者现在相信，幸福会随收入增长而不断增长。

我很爱钱。然而，我决定放弃让我的孩子们进入1%人群的这种尝试——这个群体的生活似乎正在变得更加糟糕。尽管加入这个人群的回报在上升，其成本也在上升。相反，为了孩子的幸福，我制定了我自己的育儿战略。

1%人群的苦难很早就开始了。精英童年已经变成了某种从零岁就开始的障碍赛。胜利者将和其他1%人群一起，在伦敦或者纽约的超高价聚居区度过成年时期，连富人到了这些地方都会觉得自己贫穷。

欧洲太平洋资本公司市场营销总监安德鲁·希夫，2012年他向彭博社记者抱怨，他35万美元的薪水让他只能在布鲁克林的一间复式公寓里挣扎度日。“我挤在1200平方英尺的空间里，我们必须用手清洗所有碗盘………我想要的不过是我一直想着的，长大，成功的父母都有这种想法。”

对1%人群来说，工作也变得更为困难。历史趋势发生逆转，其中大多数人现在比穷人工作的时间更长，此外，因为高端企业现在一刻不停地对员工的工作表现进行电子追踪，许多人现在还失去了对工作时间的掌控。约里斯·卢因迪克的新书《与鲨同泳》描述了投资银行家为了完成银行设立的个人盈利配额目标，无时无刻地带着“零工作安全感”工作。像这样的压力一度只会施加到装配线工人身上。

简而言之，现在成为这1%的人基本意味着生活在拥挤的住房中，被满心焦虑的工作狂和不够格的继承人包围。难怪银行家们会幻想“达到我的数字”然后退休。这种以未来为导向的生活存在问题，因为谢默斯·希尼写道：“我们生活的方式，无论怯懦或者大胆，都将成为我们的人生。”

越富有越幸福？有种情感幸福不容忽视

即使是有关富人更幸福的说法也需要拆分来看。诺贝尔奖得主、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以及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分析了逾45万美国人对盖洛普公司的一份有关幸福的调查的回应。两人在2010年的一份报告中主张，有两种不同种类的幸福。

一种是“情感幸福”，即你对昨天的情感体验有什么感觉。这并不要求很高的收入，因为这种幸福在你的收入达到每年7.5万美元的时候就会趋于平稳。

因此，就“情感幸福”而言，我的孩子们需要每年挣7.5万美元。然而，幸福感和他们的工作本身也有关系，比如从事对社会有意义的工作，幸福感就会更高。更利己地说，一些工作会提供比另一些工作更大的幸福感。

显然，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所谓的“烂工作”（他的例子包括电话推销员和“通宵工作的披萨送餐员”）会让许多穷人丧失幸福感。“烂工作”很无聊、需要屈从他人、给人毫无意义的感觉。但高收入的律师也并非特别幸福。

事实上，一旦你能掌控自己的工作，收入和幸福之间的关联就会弱化。英国内阁办公室去年报告，英国幸福感最高的职业是牧师，他们的平均年收入仅为20568英镑；健身教练（收入10378英镑）也很幸福。诚然，这其中有因果关系的问题：也许快乐的人成为了牧师，不快乐的人成为了律师，但这也证明了收入显然并非决定幸福感的全部。

还有居住地问题。就如希夫所说，在纽约35万美元的年薪感觉并不高。最理想的情况下，我的孩子将成为房价低迷的地中海村庄中的佛教大师。毕竟，真正的奢侈不是钱，而是不需要考虑钱。许多穷人不得不终日考虑这件事。我希望我的孩子刚好足够富裕，钱将不在考虑之列。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却似乎会在卡尼曼和迪顿所说的第二种幸福上落后：“生活评估”——即你认为你的生活过得怎么样。“生活评估”确实将随着收入增长而不停改善。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认为我们应该力争那最高的1%的收入，从而以防万一。

但就如何取得高“生活评估”，我可以教我的孩子们一招：将你的自尊和收入分离开来。我知道人们能够从种种事情中获得自尊：比他们的同龄人更苗条、更有精神追求、看起来更年轻、或者拥有更多（或更少）的性伴侣，或者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性更好。我会告诉我的孩子们，除了工作，还有数不清的办法能让你感觉更优越。而且不论如何，大多数人太过忧心自己的地位，很少会真正注意到别人，注意到你的地位怎么样。这不就意味着，在足够富裕的情况下，自尊才是开启幸福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