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郎郎形容自己是德国经典小说《铁皮鼓》里那个抗拒长大的孩童。他曾经历过最深刻的绝望，也曾感受过人性最真挚的温暖，在人生的大起大落中，他拒绝被悲观腐蚀，在困境中寻找真实和美，坚持以孩童般的纯真去绘画、写作，是一个天生的“盲目乐观主义者”。

张郎郎，1943年出生于陕西省延安市，我国知名美术设计家、作家、自由撰稿人。他是共和国国徽设计者、绘画大家张仃之子，母亲陈布文曾是周恩来的机要秘书。1968年，张郎郎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同年，遭遇了巨大的人生苦难。此后曾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员、院刊编辑；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汉语及中国文化教师等。

曾有媒体用“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这句话形容张郎郎，赞美他虽经历过苦难却仍然以一颗童心面对岁月与艺术。在张郎郎看来，面对人生的坎坷，他并不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实际上他能从困境中走出来归功于他天生的乐观与纯真。

虽然不是一直活跃在画坛的“职业”画家，张郎郎却从未停止过创作。张郎郎如今的许多创作都是对他儿时绘画作品的“翻版”。

他不仅继承了父亲张仃的美术天赋，也遗传了母亲陈布文的文学才能，善于把文字中的诗意带入画中，并延续了父亲张仃“毕加索+城隍庙”式的现代立体主义绘画风格，用艳丽的色彩与随性的线条打造出富有童真的“文人画”风格。2017年7月8日，“一个文人的‘从心童画’：张郎郎个展”（下称“从心童画”个展）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张郎郎展出的绘画作品没有一味迎合市场的审美需求，是基于他个人经历和对艺术的热爱而进行的纯粹创作。2017年也是艺术家张仃诞辰一百周年，这个展览也是张郎郎对其父亲最好的纪念。

“文人画”风格的形成

张郎郎整个童年都生活在中央美术学院宿舍大院里，那时院里几乎所有小孩儿都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学，但父亲张仃不允许家里的孩子学习绘画，所以张朗朗最后选择了北京市第四中学。据张郎郎回忆，中学的那段时光，他虽然没有接受系统正规的美术学习，但因为受父亲的影响以及兴趣使然，他把课本的每一页都画满了图画，他说，“虽然从未受过科班训练，但在我的成长经历中，画画这件事可一点都没被耽误”。

提起童年时光，张郎郎记忆犹新，他称赞母亲不仅是优秀的文学家，也是一位很好的教师。那时，每当暑假他的母亲陈布文就会给家中的孩子讲《简爱》《大卫·科波菲尔》等世界名著。

他印象最深的童年回忆是全家参与一起办家庭杂志。当时张家人会轮流当主编，每周“出版”一期家庭杂志。主编选定主题，统一使用16开大小的纸张分给大家进行创作，无论是画漫画、写诗、写文章等形式都可以，最后主编统一收集起来，选择一个人的作品作为封面，再把它们装订起来。杂志制作完成以后，他们一家人会在一起阅读、点评。张郎郎回忆，直到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念大学时，这个游戏还在继续，他还会邀请大学里要好的朋友一起参与。当时家中还会定期举办晚会，节目包括诗歌朗诵、歌唱表演、乐器演奏等。他说，“我和我的亲人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生长，我们从未停止过创作。而我同时受父亲与母亲的影响，觉得这些文化艺术相关的游戏比其他游戏好玩。”

“文人画”是张郎郎给自己绘画的定义，他用简朴的表现方式，表达了一个文人对生命的虔诚和敬畏。在中国古代，“文人画”也称“士大夫写意画”“士夫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与一般的画家画、院体画、禅画或政教宣传画不同，“文人画”并不求工整与形似，也不讲求目的与价值，只是随兴所至，表之笔情墨趣，写写文人墨客心府灵境。也就因为具有文心、诗情、画意，才被命名为“文人画”。张郎郎说，从美术批评家角度来看，“文人画”不完全符合绘画的定义，尤其在西方，人们大多会把“文人画”与插图混淆，但在我国有这样的绘画传统，所以“文人画”就变成介乎文学和美术之间特殊的一种绘画形式。

因为家庭关系，张郎郎从小就在文艺氛围浓厚的环境中接受熏陶，母亲的写作与父亲的绘画都对他有着深远的影响。他说，“当我绘画时，画中会很自然地流露出叙事性，或当我写作时，文字语言里也会产生画面感，它们相辅相成。”因为这样的成长经历，张郎郎的“文人画”中既有艺术色彩的形象表现力，也拥有文学故事的内涵。张郎郎回忆，当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美术史时，父亲张仃从巴黎带回了大量的西方画册，包括毕加索、马蒂斯、莫迪里阿尼等。他立即被西方现代派绘画浓烈的色彩与艺术观念所吸引，加上20世纪60年代前，父亲创作的一批“毕加索＋城隍庙装饰风格”绘画作品对他也影响深远。张郎郎如今的绘画风格是对父亲的一种延续、纪念，也饱含着他对童年的回忆、对生命的热爱。

探索发现世界的美

“在路上，我们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系列文学作品曾在20世纪60年代深深地影响了张郎郎，但影响他的并不是书中“垮掉的一代”那些消极、愤怒的情绪，而是书中的主人公们追求理想的精神以及朋友间珍贵的情谊。在当时，他热爱文学、迷恋艺术，渴望去探索发现世界的美，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张郎郎与他的朋友们把这些文学作品当作他们生活的准则，作品里的遣词造句也影响了他后来的写作风格。他的文学作品《宁静的地平线》中有一篇散文叫做《迷人的流亡》，张郎郎形容，“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表达的是，并不是别人一定要放逐我，我自己也愿意流亡。人要处在不断的变化中，去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探讨生命与艺术或者是自己最简单的感受，对我说来都是一个莫大的收获。”

20世纪60年代，张郎郎创作了一系列与西方现代诗相结合的绘画作品。据他回忆，那时高尔基写了一篇小说《丹柯》，讲一个名叫丹柯的人为了让大家走出黑暗的森林，把他的心拿出来变成火把，举在手里，当时他觉得这个片段特别有画面感，就画了出来。张郎郎告诉记者：“当别人问我为什么非得画这样的？我说这本身能感动我。”那个年代的年轻人都热衷于读诗、写诗，戴望舒的女儿当时和他是同班同学，她从家中带来一本戴望舒翻译的《洛尔伽诗集》。在西班牙诗人洛尔伽的诗中，张郎郎也读到了清晰的画面，像有名的诗句“黑小马，大月亮”“红月亮，黑小马”，按照常理，我们肉眼能看见的肯定是马比月亮大，但在诗人的眼中月亮比马大，这些文字画面能让人产生丰富的艺术联想。张郎郎说，“戴望舒当时翻译洛尔伽的诗《西班牙宪警谣》中有一句特别美——‘在这白金的夜里,黑夜遂被夜色染黑’。我又觉得很像中国古诗，十分贴合我们的语境，导致了我在后来的绘画创作中一直追求着诗意的文学性。”

随风而飘的行吟诗人

张郎郎的朋友甚至家人都评价他是一个随风而飘，游走型的人，他形容自己是行吟诗人或者漫游画家。在香港，他曾当过专栏作家，生活平稳而安逸。张郎郎对世界充满好奇，为了保持一颗童心，他不停接触新鲜的东西。他有一个纯粹至极的想法，“人一生的时间是很有限的，如果你只停留在原地，那段时间就等于没有人生。”同时，张郎郎兴趣十分广泛，他是古典音乐黑胶唱片发烧友，平常画画、写作时都会同步播放古典音乐，观看电影和话剧也是他闲暇时光里最爱参与的活动。张郎郎认为，这些爱好并不互相矛盾，与他的艺术创作也都有契合的地方。“但我逐渐发现时间的宝贵，会尽量减少无意义的应酬。我喜欢与自己相处，觉得生活十分丰富和愉快”。张郎郎这20年一直生活在华盛顿，那里有很好的博物馆，其中有很多他喜欢的画家的原作。张郎郎震撼于那些古老的原画保存良好并且颜色鲜艳、厚重，他还发现了毕加索几张颜色特别鲜亮的画实际上不是油画，而是用油漆画的，这给他了一个启发——画作最关键的是最后呈现的效果，前面的手段不重要。

除了作家、美术家，张郎郎另外一个重要的身份是教师，这是他在海外工作中的职业。张郎郎表示，自己真正能传授给学生的也是绘画和写作这两件事，他的教授方式十分简单，就是毫无保留地告诉学生他是怎么做的。张郎郎说，有些理论可意会不可言传，固定教法效果并不理想。

曾有媒体用“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这句话形容张郎郎，赞美他虽经历过苦难却仍然以一颗童心面对岁月与艺术。在张郎郎看来，面对人生的坎坷，他并不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实际上他能从困境中走出来归功于他天生的乐观与纯真。张郎郎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生命中有高潮也有低谷，也有重复的曲线。虽然我的生命曲线变化幅度比别人更大，但反过来想我也占了很大便宜，别人没有机会体验这样极端的感受。人生是一个不断告别的过程，在告别的时候你能记住的一定是你希望记住的事，那些印象中美好的世界。

东方网教育频道  陈乐 楼丽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