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的第二天，利用难得的暑假，我和家人开启了赴英之旅。12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在素有“海上马车夫”“风车之都”“郁金香之国”的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经停3个小时后，转机一个小时的航程飞越英吉利海峡，到达了格拉斯哥。到达时，已经是英国当地时间晚上10点多，天空下起了大雨，舷窗外的城市，笼罩在雨雾之中，稀稀点点灯光下的格拉斯哥，留给我的是一幅朦胧的夜色面容。走出候机大厅，见到了已经有一年没有见面的女儿，长途的疲惫顿时丢到了脑后，安然一觉睡到了大天亮。

天亮之时，天气也放晴了。即将从格拉斯哥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女儿自然成了我的英国自由行的高级翻译兼导游。雨后的格拉斯哥，安静而湿润。整座城市没有太多的高楼大厦，行人的节奏一般都比较舒缓。穿行在古老的欧式建筑群中，或在女王大街站乘坐小火车，或漫步于中心大街，品尝着午后咖啡和红茶，处处散发着古老的英伦气息。街道上不时出现的复古派行为艺术表演，那身着苏格兰花裙、吹着和弹奏着苏格兰风笛歌手，让我对英伦风情和苏格兰文化有了直观的印象。身为教育工作者，一天的格拉斯哥游览，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格拉斯哥大学和博物馆，随手记下了片刻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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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儿租住的公寓出发，步行约一刻钟的路程，我们就来了格拉斯哥之行的第一站——格拉斯哥大学。

格拉斯哥是英国第三大城市，格拉斯哥大学是全英第四古老的大学，这四所大学分别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始建于1451年，560多年的历史，让这所大学与这座城市早就融为一体，成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地标和精神宫殿。

走进处处洋溢着英伦风范的格拉斯哥大学校园，尤其是站在那典型的哥特式建设风格、历经几百年沧桑的校园主建筑群下，听着主楼钟楼不时传来的悠扬钟声，我自然地想起了这所学校走出的两个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名人：一个是工业革命之父、蒸汽机的发明者瓦特，一个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

1736年，瓦特出生在格拉斯哥。21岁那年，他来到格拉斯哥大学当教具实验员，负责修理和制造实验仪器，在工作之余，他埋头读书，虚心向老师和同学请教，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为了发明蒸汽机，他经历了许多生活的波折和磨难。尤其是1773年，经历了家庭和工作双重磨难的瓦特，几乎准备放弃蒸汽机的研制，只身前往俄国谋生，命运让他遇到了“贵人”——一个名叫马修·博尔顿的企业家，以商人的精明和企业家的远见和首创精神，看到了瓦特制造的机器将改变世界。正是这种远见卓识，让他极力挽留瓦特。为了让瓦特专心从事他的发明，博尔顿为瓦特建造了蒸汽机所必需的试验车间和厂房。特别让今天的人们十分景仰的是，他向瓦特保证制造蒸汽机所带来的一半收入将归瓦特所有，正是这种诚意和超人的眼光，留住了瓦特，让他在博尔顿的工厂里静下心来研制蒸汽机。1782年，一种全新的联动式蒸汽机在瓦特手中诞生了，开启了工业革命的新旅程，也让蒸汽机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图腾。

回顾这个历程，最让人感动的不仅是发明家和企业家精神，更重要的是一种制度文明和创新的土壤。彼时的英国，一度让瓦特先生感到沮丧的故土，也许会让一个不成功的商人走开，但是绝不会让一个伟大的发明家轻易离开，因为它早在1624年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专利法《垄断法规》，对专利者的权益有专门的法律保障，甚至为了鼓励创新和发明，可以授予发明者以爵士头衔，全社会形成了技术崇拜的氛围，这也是我们今天提倡的创新精神和制度文明的历史样本。有了先进的制度文明，就如同为创新发明插上腾飞的翅膀。所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制度重于技术”的理念需要我们一以贯之地倡导和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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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还有一个我们十分怀念的伟大人物，一个无数次可以在内心崇拜的史诗般的天才学者，那就是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他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附近的一个小镇，父亲是一个海关职员，可惜英年早逝，由母亲抚养成人。斯密14岁时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先后学习拉丁语、希腊语、数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由于成绩优异，1740年7月，斯密被推荐到牛津大学学习。学成归来的斯密，受聘为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道德哲学教授，1761年担任格拉斯哥大学副校长，1764年辞去格拉斯哥大学教职，担任年轻的巴克勒公爵的家庭教师，陪同他前往法国游学。在18世纪的欧洲，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学习、生活和研究历程，让斯密的研究视野和学术境界在当时有了无以复加的成就基础。1759年，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操论》，让他跻身英国一流学者行列，在巨大的成就面前，他没有自满，再次沉淀十多年，进行理论研究和艰苦写作，1776年，正式出版了享誉世界经济学领域的宏篇著作《国富论》（又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它的问世，标志着古型经济学体系的正式形成。

作为一流的经济学家，斯密还是杰出的教育家，从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和教育实践出发，他创立了国民教育理论，提出了“国民教育对于政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强调了政府在国民教育中的作为和地位，开启了英国国家主义教育讨论的先河。

如今，格拉斯哥大学将商学院以亚当·斯密名字命名，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学者，激励着每一个格拉斯哥大学学子。参观时，在校园最悠久的历史建筑主楼里，我看到一楼有一间办公室，门牌上标名“亚当·斯密商学院办公室”，朴素的门框，古旧而宁静，正对着主楼广场。静立在办公室门口，环顾这主楼前的绿茵和苍翠的古树，我的眼前仿佛浮现了18世纪的苏格兰，那既不是悠扬的风笛和几百年不变的哥特式建筑风情，也不是古老的苏格兰高地城堡的风雨磐石的雄狮。而是斯密的伟大思想，一个超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经济思想和教育思想，回荡在英国和全人类的历史空间。

身为中国人，站在英伦土地上，回望这近三百年的学术精神和创新的制度文化，让我不禁一次次地想起了钱学森、钱三强、朱光亚、屠呦呦等科学家，他们对于基础研究的执著，对于技术研发和原创的重视，是何等的伟大情怀？

对于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今日中国，这种创新创业文化十分重要，也十分急迫，需要我们每一个国人尤其是有担当的党政干部、有抱负的企业家和青年学子，要自觉地内化为一种文明的行动和素养。唯有如此，方可在激烈的世界竞争大潮中抢得先手，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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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尔文格罗夫（Kelvingrove）博物馆，是格拉斯哥的一座古老的文化宝藏，据说是苏格兰最热门的旅游景点之一，是伦敦以外访问量第三大的英国博物馆。它位于格拉斯哥市西区的亚皆老街（Argyle Street），开尔文河（River Kelvin）畔，毗邻开尔文格罗夫公园，与格拉斯哥大学主校区一河之隔。格拉斯哥大学是灰褐色外墙加哥特式建筑风格；博物馆是西班牙巴洛克风格，并遵守格拉斯哥人使用当地红色砂岩的传统。雄伟古朴的气质，一红一灰的色调，让这两座文化城堡，成为屹立在开尔文河畔的双子星座，吸引着每一个游客和行人。

我们到达博物馆时，已经是下午4时，馆内依然是人头攒动。参观人群中，除了英国人，也有很多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游客，不少游客都是带着小朋友来的，那参观的神情和氛围，让人感受着人类文明的巨大魅力。

看相关介绍，我们得知，这座博物馆兼具美术馆的功能，其部分建设资金来自在开尔文格罗夫公园举行的1888年世界展览会的收益，建筑师是约翰·威廉·辛普森和米尔纳·艾伦，1901年开放。作为一个永久性建筑，同时也是作为在公园内举行的另一次世界博览会（1901年）的主要建筑，这里充满了浓郁的历史和现代文化气息。  

博物馆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古老武器和装甲收藏品，以及大量的自然史收藏品。艺术藏品包括许多优秀的欧洲艺术品，作品包括老大师（Old Master）、法国印象派、荷兰文艺复兴、苏格兰色彩画家以及格拉斯哥学派。馆内藏有萨尔瓦多·达利的名作《十字若望的基督》（Christ of Saint John of the Cross），据称这也是镇馆之宝之一。

走在博物馆，让人仿佛穿行在苏格兰、英格兰和世界历史的文化长廊。在众多的珍贵收藏品中，有两件文物让我驻足良久。其中一件是来自埃及的木乃伊原件，另一件据称是苏格兰人在火烧圆明园时抢来的清朝皇帝所用的斗蓬。看着那静静陈列在展馆中的文物，我的思绪五味杂陈。三个在人类社会中同样辉煌过、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古老民族，却只因一个民族赶上了人类现代文明的列车、早日完成工业革命，拥有了坚船利炮和开疆拓土的野心；另外两个民族，由于多种原因，躺在历史的辉煌中一度裹足不前，不幸沦为了工业文明和资本文明的掠夺对象，这到底是人类文明之殇，还是人类文明的代价？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向往美好的生活和文明的融合，应该成为人类文明的历史选择，但在这一遍又一遍的沉重代价面前，我们却仿佛易于健忘。不是吗？至今的世界格局，仍然有许多的危机和不太平，值得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人们警省，尤其是正在迈向伟大复兴征程中的中国人，更要具有一种历史的担当和现实的责任，以一种只争朝夕的实际行动去避免历史的重演！

离开这两个重要的文化景点时，天气多变的格拉斯哥，由晴天变为了阵雨。雨中的格拉斯哥，是那样的沉稳而秀丽。明天，我将要从这里赴伦敦参观了，开启另一种英国文化之旅。

（作者系上海市奉贤区教育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