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起，上海迈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46个重点城市也在加快垃圾分类的各项环节建设。“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事实上，从2000年开始，垃圾分类工作已经在一些地方推行。但19年过去，垃圾分类在一些试点城市推进缓慢，很多人对各种垃圾依然“傻傻分不清”。垃圾分类难点到底在哪里？由点及面19年逐步推进，有的城市群众获得感不强。

早在2000年，垃圾分类工作就已启动，由8个试点城市，到26个示范城市（区），再到46个重点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及面逐步推进。

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被确定为全国首批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

2014年，住建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原环保部、商务部五部委又联合推进了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区）的试点工作。

2018年初，住建部印发通知，要求2018年3月底前，46个重点城市要出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施方案或行动计划，明确年度工作目标，细化工作内容，量化工作任务。

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住建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张乐群介绍，目前，46个试点城市均制定了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其中近30个已出台垃圾分类相关法规条例或管理办法，明确垃圾分类链条上各相关方责任。已有22个城市由市委书记或市长担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各城市都开展了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

张乐群说，上海、厦门、深圳、杭州、宁波、北京、苏州等城市，已初步建成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理体系。

与此同时，住建部环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徐海云表示，目前，全国总体的垃圾分类覆盖范围还很有限，一些城市仍停留在基础层面，现行的46个重点城市仅占全国城市数量的7%左右，同时这46个重点城市的进展不平衡，有的城市群众在垃圾分类方面的获得感并不强。

知晓率低、投放准确率低、资源利用率低

记者调查发现，分类知晓率低、分类投放准确率低、资源利用率低等“三低”问题，是垃圾分类的“拦路虎”。

在北京市南三环的一个小区，居民李大爷提着一袋厨余垃圾走到楼下，面对标有“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垃圾桶，毫不犹豫地将袋子扔进了“其他垃圾”桶内。像李大爷这样的居民仍是多数，有的居民表示“不知道要分”，有的说“不知道怎么分”。

在广州，生活垃圾实行“四分法”：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不少市民其实并不真正知情。广州市民唐小姐困惑：嗑瓜子吐的瓜子壳是餐厨垃圾还是其他垃圾？用过的湿纸巾是可回收垃圾还是其他垃圾？

北京市城管委主任孙新军说，2000年，北京市被确定为全国首批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北京市有30%的街道、乡镇创建了100个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已经列入2018-2020年立法规划。新修订的条例将不光对单位，也将对个人明确垃圾分类责任。

但目前，居民对垃圾分类的准确投放率较低。“在实行垃圾分类的小区，厨余垃圾理想状态应该至少分出20%的量，实际仅为5%。”北京市城管委环卫处相关负责人说。

“最难的是分类的正确率，真正能达标的只有30%至40%。”参与合肥市垃圾分类试点运营的一家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此外，“混装混运”打击了一些市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好不容易分好类，垃圾车混在一起就拉走了，完全白干了！”北京市民王女士表示。

合肥试点地区的一位街道干部反映，由于缺乏处理场所，日渐增多的餐厨垃圾“无处可去”。此外，有毒有害和大件垃圾的末端处理也往往“没有着落”，最终与其他生活垃圾混在一起，挫伤群众的垃圾分类参与热情，影响分类体系建设。

记者调查发现，对有害垃圾、厨余垃圾的处理，不少地方是空白；在可回收物中，高价值的有机构愿意回收，低价值的少人问津，且专门回收机构分散不均，难以满足处理需求。按照国家要求，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网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应是相融的，但现实中这两张网的衔接时有断点、堵点，造成“混为一团”。

如何破解政策落地难题？

“2011年，上海选择100个试点小区，3个月后，多数小区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达到50%。但一年之后再去调查，参与率降到了20%甚至更低。”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环卫处处长徐志平说，如何形成长效机制是要反思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各地正从法规配套、宣传动员、日常监管等方面共同发力，推动垃圾分类落实到位。

广州是2000年我国首批8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之一，也是全国率先以地方立法的形式推进垃圾分类的城市，目前已出台配套制度，包括制定条例实施意见，针对学校、机关团体单位、酒店等制定生活垃圾分类指南12项指引等，初步建立垃圾分类法规制度体系。

北京市昌平区城管委环卫科负责人王学军说，有些小区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达到80%以上，垃圾减量30%以上。根据他们的经验，相关知识的宣传应更细致。比如，有的家庭在分厨余垃圾时，将袋装甜面酱、瓶装辣椒酱、牛奶瓶等都扔进了厨余垃圾桶。正确的分类方式，应该是将瓶子、袋子清洗干净再扔进可回收垃圾。改变这类居民生活习惯，靠耐心的宣传、长时间的监督，最终形成正确意识和方式。

对于日常监管，专家建议加强各方互相监督。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邓建平说：“市民投放垃圾，由物业监督指导；物业是否在垃圾箱房分类存储垃圾，可由市民监督；垃圾运输车如果发现小区垃圾分类没做好，可以督促物业分类；同样，物业可以监督运输车是否‘混装混运’。”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说：“垃圾分类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需要持之以恒、循序渐进、不断投入、久久为功地抓下去。”

日本，如何打造垃圾分类“最严格”标准？

日本是世界上垃圾分类要求最严格的国家之一，但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

20世纪50年代后，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这一阶段，日本的家庭垃圾主要根据是否能焚烧分为不燃垃圾和可燃垃圾。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再利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以及填埋空间的减少，减少垃圾产生量日益受到重视，垃圾分类也增加了更多品类。

如今，日本垃圾分类越发细致、复杂。以东京都涩谷区为例，家庭垃圾被分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资源垃圾和大件垃圾四大类，各大类继续细分，例如资源垃圾分为矿泉水瓶、玻璃瓶、纸、铝罐、铁罐等。而且，每种垃圾要按规定时间放在指定地方，丢弃大件物品还需另付费用。如果未按规定分类或未在指定时间投放垃圾，垃圾将会被退回。

不仅东京这样的大城市，在小城市甚至农村地区，垃圾分类一样有条不紊，甚至更为复杂。记者曾走访的德岛县上胜町，在日本以垃圾分类细致而著称，2016年的分类高达51种。

日本垃圾分类的历史是法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从1900年的《污物清扫法》到1954的《清扫法》，再到1970年的《废弃物处理法》、2000年的《循环性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法律经过了多次修订。

日本政府认为，为解决废弃物回收问题，需要摆脱“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型”的经济社会，建设环境负荷小的“循环型社会”。《循环性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中提出，要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还规定了减少产生、再利用、再生利用、回收热量、适当处理等的优先顺序，从而实现了减少原料、重新利用、物品回收的法制化。

日本的垃圾分类从娃娃抓起。记者了解到，日本小学四五年级就专门开设了学习垃圾分类的课程，日常生活中一些未按规定分类的垃圾会被拍照，在学校作为反面教材使用。

德国，如何打造全球领先的垃圾分类回收体系？

德国是世界上垃圾分类回收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其垃圾循环利用率达65%左右，包装行业可达到80%以上。

在德国垃圾回收利用的整个链条，两个关键环节起到重要作用：一是如何教育民众自觉进行垃圾分类，二是分类回收的垃圾如何进行专业处理再利用。

自20世纪初，德国就开始实施城市垃圾分类收集。从最初的垃圾不分类，至眼下的5类生活垃圾，德国民众接受了近百年循序渐进的教育过程。

从幼儿园阶段起，德国小朋友就要培养垃圾分类丢弃的习惯。到了小学，垃圾分类是课本内容，学校会系统性教导学生垃圾分类知识、对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等，从小培养垃圾分类的意识。

记者在柏林实地探访，发现每一户或每一栋住宅楼都有分门别类的垃圾桶。生活垃圾可大致分为5类：有机垃圾、包装垃圾、纸类、玻璃类和混合类垃圾。如果不按照分类丢弃垃圾，垃圾回收企业会拒收桶内垃圾。

在后期处理阶段，欧绿保集团承担了柏林市政部分垃圾处理的工作。对于有机垃圾、纸类、玻璃类等生活垃圾，以及特种的有害垃圾，企业会通过不同车队进行分类收集、专项运输送往不同种类的处理厂处理。

企业专业处理垃圾后，可以将有生产价值的原材料提取出来，向各产业针对性销售。据统计，德国垃圾回收行业从业人员超过25万，每年的营业额达500亿欧元，约占全国经济产出的1.5%。

新西兰，分错垃圾怎么办？

垃圾分类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常见问题就是分错垃圾该如何解决？

新西兰大体上把家庭生活垃圾分为厨余垃圾、一般生活垃圾、塑料垃圾、纸质垃圾和玻璃制品垃圾。厨余垃圾主要包括果皮、果壳、果核，残羹剩饭等食物性垃圾，但不能包括食品包装、厨房用纸和餐巾纸等。一般处理方式是使用厨余粉碎机，粉碎不掉的部分丢进一般生活垃圾。

许多细节需要注意。比如，纸质垃圾和塑料容器垃圾需经过基本清洁后放进可回收垃圾桶，玻璃制品垃圾也需清洁后单独放入专门的垃圾箱。

如果放错垃圾会怎么样？2017年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出台一项规定，对垃圾错误分类会进行警告甚至拒收垃圾。

垃圾运输车会在规定时间到不同街区集中收取垃圾。垃圾桶监督员会提前对可回收垃圾桶进行检查，如果其中不可回收垃圾的比例没超过10%，垃圾车会收走垃圾，但会在垃圾桶上放置橙色警告标识；如果比例超过10%，或其中含有尿布、有毒废物、液体、电线等，监督员就会在垃圾桶上放置红色标识，垃圾车将拒收垃圾。回访显示，这一措施有效改善了垃圾分类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