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7月26日，上海的夏夜。晚间7点，上海街头，第一批弧光灯一起发光。它们由上海电气公司供电，这是上海第一家，也是全国第一家电厂，比全球率先使用弧光灯的法国巴黎北火车站电厂晚7年，比日本东京电灯公司还早5年。这一刻，标志着上海进入电灯时代。

电灯这一新事物发出的光芒，炫目又新奇，也让国人大开眼界。原来黑夜，是可以这么被打破的。翌日沪上媒体竞相报道。其中有记者敏锐感受到电灯的亮起不仅对市民生活，更对这座城市的精神有所触动：“昨夜，上海的景色将长久地遗留在中外居民的脑海里，他们第一次看到上海的街道上用上了电灯……他们中间曾经存在着一种坚强的信心，即有朝一日只需一盏电灯的光辉，就可照亮整个城市……成百上千的人带着十分羡慕与得意的神态，凝视着明亮如月的电灯……”

1921年，还是在上海，还是7月，还是一个夜晚。在贝勒路、望志路交叉口的树德里，也是一盏电灯，悄悄亮了。

此时，距离中国人第一次使用电灯，已经过去了39年。39年间，虽然新的科技事物不断出现，但人们的生活反而更举步维艰，皇朝覆灭，国内军阀混战，匪盗和兵乱蜂起，仅仅在1921年史书里，明确记载的地震就达10次，水灾、旱灾、火灾及鼠疫此起彼伏。几乎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注意到，在黄浦江边，在千万条阡陌相通的弄堂中，在吴侬软语的晚风里，这一个夏夜，望志路亮起的灯光，照亮了前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人们的脸。

这一场后来被称为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开天辟地大会，当时在社会上却没有引起注意。然而，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了。为中华民族照亮前途命运的一盏灯，在上海，点亮了。

这一群为了满腔的理想信念，为做探索真理的先行者，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悄然聚集在这里的一大代表，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

历史，为什么会选择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要追寻答案，或许要回到100年前的那个夏夜。

1921年7月23日，标志着现代都市生活的电灯已经打开了。灯光下，望志路106号树德里的李公馆一楼客厅内，一张大的方餐桌，围绕着十几把椅凳。15张认真严肃的脸，齐聚于桌旁。其中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是接到上海的书信秘密赶赴这里开会的，有的高鼻深目的共产国际代表，是远道而来的，他们端坐桌旁。一旦开口，他们彼此的发音习惯，完全不同，显示着他们来自五湖四海的身份。

如果是在一个偏僻人少的县城开会，忽然来几张外国面孔或者出现一些外地口音，马上会被人注意到，但是在上海这很正常，因为这是一个当时天天在上海上演的场景。所以这份五方杂处，反而显得自然。作为一座开放的移民城市，当时的上海大多数人都是各地而来，可谓南腔北调。有学者统计，在1920年的上海，仅俄侨，就差不多有5000名。

南来北往，四通八达，这也是为什么开会地点定在上海的原因之一。各种交通方式的便利可达，让它从众多城市中脱颖而出，也使代表们的到来行踪，得以大隐于市。

何叔衡和毛泽东，是于6月29日夜晚悄悄从长沙赶赴上海的。为他们送行的好友谢觉哉在1952年追忆了毛泽东和何叔衡离开长沙时的情景。他写道：“一个夜晚……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刚满20岁的水族人邓恩铭，是与王尽美一起作为山东代表来到上海的。24岁的张国焘是从北京南下上海的。董必武与陈潭秋则是作为武汉代表赶赴上海的，广州代表陈公博也带着妻子抵达上海……还有从日本鹿儿岛赶回来的周佛海，以及化名为安德莱森的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马林，他搭乘的“阿奎利亚”号（Acquila）轮船自莫斯科出发后，途经新加坡来到上海。在此前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来到了上海。

从海外来的，从内陆来的，沿长江来的，坐轮船的、坐火车的、坐汽车的……一大代表们使用各色交通工具奔赴而来，也成为当时上海港口城市枢纽地位的一个写照。江河湖海，汇聚上海。正好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的正中，万里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中心点。

上海，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一个重要码头。

港口，意味能最早接触到外界的新鲜事物。

新思想，也像有着自己的生命意志，走海上交通、走长江轮船、走铁路运输……汇聚到上海来了。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就述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1899年，《万国公报》发表的《大同学》，述及欧洲社会主义流派和马克思学说。这些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最早传播的记录。1920年，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诞生在上海。翌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切，全发生在上海，都不是偶然的。

当时，全国新的出版物，上海要占到75%以上。出版印刷业的发达，使上海成为思想舆论传播的重镇。“一部望平街的历史，便是现代中国报业史。”其中，以新学说、新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书籍比例更高。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上海是全国传播基地和思想高地。《新青年》在沪创办；个性解放、妇女解放以及批判孔教、推行白话文等思潮，在上海早已发轫或颇有声势。五四运动以后，上海进一步成为全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高地，特别是陈独秀、李汉俊、邵力子和陈望道等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会集于上海，利用《新青年》《星期评论》等刊物，宣传思想解放运动，上海迅速崛起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心。

后来，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述及影响他思想演变、人生走向的新书，包括《盛世危言》《警世钟》《群学肄言》《穆勒名学》等，以及《民立报》《新青年》，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上海撰写或出版的。毛泽东最早阅读的三本马克思主义书籍，即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恽代英所译《阶级争斗》、李季所译《社会主义史》，也都是在上海出版的。

正如有学者指出，新型知识分子聚集和社会阶级结构变化，是现代意义政党出现的两个要素。

和如今中共一大纪念馆所处的中心繁华闹市的环境不同，回到20世纪20年代，望志路周边还属于城市新开辟的街区。

沿着树德里外的小路走，举目四望，一边是新建的楼房，一边还有菜园，农家打扮的人和穿着西式衣服的外国人在路上擦肩而过。这幅图景，从各方面映射着城市的包容精神。

虽然属于新开辟的街区，树德里一带，距离当时的上海市中心并不遥远，无论是前往南市区老城厢，还是南京路，步行一小时内可达；另一方面，这一地区早已开通的电车，使得前往上海其他区域也便捷许多。

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不久搬进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同时也把在北京的《新青年》编辑部迁了过来。上海还有一条渔阳里，即新渔阳里，1920年8月，俞秀松等人在这里发起创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9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这里开办“外国语学社”，为输送青年赴俄留学做准备。1921年初，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这里成为团中央机关。这一地点，距离树德里也就是步行1公里的距离。很快，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在这一区域铺开。在此前后，党的许多重要机关地址也主要分布于此。

这并非是凭空巧合的聚集，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拨几年，来到1916年袁世凯死后，就能发现，孙中山到上海时，就选择了这一区域。1916年6月至1917年7月，孙中山秘密租赁环龙路63号，其间与宋庆龄一直居住在这里。1918年6月底来沪后，入住莫利哀路29号寓所。孙中山的两个住处，距离树德里都不过1公里左右。追随孙中山的到来，当时为中国未来上下求索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志士在此地云集。

树德里，是一条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弄堂。在资料描述中，“这里前后两排砖木结构的楼房，沿马路一排五幢石库门房屋，为望志路100号至108号，都是一上一下的单开间房屋，各有一个大门和天井。其中的106号和108号就是李汉俊二哥李书城的寓所。房子1920年夏秋之际才建成，建成不久就被李姓兄弟租下住了进来。外墙青红砖交错，中间镶嵌着白色粉线；乌黑木门搭配一对铜环，庄严而典雅。两幢石库门内部打通，前门通常不开，日常出入的是108号后门，客厅设在106号。”

选择树德里，背后另一个现实原因，是因为树德里所处的街区，多以中式石库门为主，比起东边成熟的老城厢和西边的西式住宅，这一区域的房租也相对便宜。据李书城夫人回忆，李汉俊当时租下树德里石库门的价格仅为每月16元，相距不远的萨坡赛路以西，租住花园洋房则需要支付约每月80元的租金。

这个地块的房价在当时大致是什么水平呢？以1916年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月刊时曾宣布的稿酬为例：“来稿无论或撰或译，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译文）二元至（撰文）五元”。1922年，李达租借了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作平民女校校舍。鉴于当时经费紧张，每月50元的租金由李达用自己的稿费支付。另据杨小佛回忆，1924年，他们一家租住环龙路7号一幢两上两下的石库门住宅，每月租金是7元。

当时以纺纱男工和女工为例，男工日工资，1920年0.9元，1921年0.95元，1922年提高至1.08元；女工日工资，1920年0.45元，1921年0.51元，1922年提高至0.63元。如果在洋行、海关、邮政等系统做工，那么工资还要高一些，如果一家人中有几个人一起做工，那么每月为房租支出16元，还是一个相对可以负担的数目。

1951年一大会址修复前的景象（资料图片）

百年前的上海，正是当时中国工人阶级规模最大的地方。

有资料显示，根据1919年的统计，上海工人总数达513768人，其中产业工人181485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锻炼了上海工人阶级很强的反抗性，而近代企业的集中生产，又培养了上海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诞生在上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阶级的选择。

邓小平说过：“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曾反省，在北方，“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上海的反应不同，五四运动发生几天后，工人、市民纷纷响应，掀起罢工。这是一股正在酝酿壮大中，将要改变整个中国前途命运的先进力量。

当时上海畅达的交通、通信以及经济文化实力，已经形成很强的国际影响力。正如《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一书中写道的，“上海近代工业发展中地位决定了它是新社会力量的集中之地，上海工人阶级居多以及工人运动的开展，形成了思想动员和组织建构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选择上海发轫，是命运的必然。

1921年7月23日，这一晚，在这间客厅吊灯下，后来发生的事大家都熟悉于心了。

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在中共一大正式代表中，大多数地方党组织的代表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代表籍贯与代表身份相吻合，毛泽东、何叔衡是湖南人，董必武、陈潭秋是湖北人。只有两个地方党组织有所不同，即北京与上海。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在北京读书，代表北京；上海的两位代表，一个是李达，湖南人，一个是李汉俊，湖北人。两李那时在上海生活都不满三年，他们代表上海正是上海城市开放品格的生动表现。往前推一年，在1920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五名成员陈独秀（安徽）、李汉俊（湖北）、俞秀松（浙江）、施存统（浙江）、陈公培（湖南），也没有一人是上海本地人。

这正是上海这座城市当时人员构成的生动写照：1921年，上海人口已达250万，几乎是北京的3倍、苏州的4倍、广州的1.5倍。但其中，83%为非上海籍。

优秀的人和先进的思想，在这座城市的舞台里，发生撞击，激发风暴。

陈独秀到上海后，有意识从发动知识分子转到针对工人开展宣传，李汉俊等人深入到工人中去宣传，他们先后发动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上海印刷工会等，努力与工人打成一片，“以新型知识分子为桥梁，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了起来”。

思想的星星之火，从这里开始燎原。改变未来的伟力，以“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的力量，从树德里出发。

正如毛泽东所说，“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夜晚，一盏灯的点亮，能改变所有的景象。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在上海完成了思想的洗礼和转变。他们从国内外无数的道路中，找到了适合中国的这一条。今晚，他们中的代表，聚在灯下，眼里有光。

1921年7月的这个夜晚，上海。

夜色沉沉，城市中涌动着栀子花的甜香、西瓜的清香，还有主妇们用蒲扇扇动煤炉让烟火升起的味道，炉子上咕噜噜煮着盐水毛豆、泡饭或者是咸肉冬瓜汤。梧桐树上的蝉声，一声又一声，应和着走街串巷小贩的叫卖声。一切声音之上，是黄浦江上远远船鸣，带着海风气息，涌动申城。弄堂的肌理里，有小孩子们在玩耍，他们彼此交流用上海话，但在回应各自父母的招呼时，用的却是各自的乡音。最后，渐渐，声音平静下来。夜晚的街道，散发出暖融融的从白天吸收的热气。

无数城市窗户里，无数人家正在吃晚饭，无数人家正在修补衣服，无数人家正在抱着孩子乘凉，无数人家正在做第二天上工的准备。

这个夏夜，李汉俊将寓所的客厅布置成中共一大的秘密会所。代表们到齐了。在上海这座当时工业产值通常占全国60%以上，金融占到80%左右的大城市里，这一扇窗户亮起来了。

这一扇窗户，是为城市中无数扇窗户内，无数市民、无数男女、无数做工人家、无数平凡的梦想、简单的日常和具体的生活而亮起来的。

这一刻，是光明开始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