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归根结底还是自己的事，外部的改善永远不能成为幸福的充分条件。然而，幸福是可以学习的。这就是为什么传统文化要我们“法古今完人”。苏东坡的一生，如一系列包罗万象的丛书。今天的中华民族最需要读懂的，是叫做“幸福”的那一册。

黄玉峰

壹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克伦理学》中有一句格言：“幸福，是人的终极目的”。一个真正成功的人，一定是一个能从生活中感受幸福的人。虽然在北宋还没有GNH（国民幸福总值）的说法，但东坡却具有一套完整的关于幸福的理论，东坡的一生又是他幸福理论的生动的实践。

（一）无所保留的付出与自由自在的创造

西方人说，施比受更有福。苏东坡的本职工作是“公务员”，从为他人服务，为社会做出有建设性的贡献中，东坡获取了极大的欣慰和满足。

翻阅苏东坡的经历，我们禁不住要为宋代地方官的责任范围之广，对官员的素质要求之高而惊叹。苏东坡似乎总是有用不完的活力，出不完的创意。他简直把“做官”也变成了一门艺术。东坡的一生，有丰富的从政经历，他曾任凤翔、杭州、徐州、颖州、汝州、登州、扬州、密州、湖州、定州、黄州、惠州、儋州的地方官；他曾任帝师，副宰相，国防防长。

他在凤翔改革“衙前”的劳役的一刀切政策。结果“衙前之害减半”。在徐州组织抗洪救灾，苦战七十余日而保全徐州城。洪水后，百姓缺柴少炭。他查阅文献，勘探地质，终于发现了可以替代木柴的煤，当时称为“石炭”，还写了一首《石炭》诗：“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翳万车炭。流膏迸液无人知，阵阵腥风自吹散。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科学发现的快乐感洋溢可掬。他任杭州太守抵御瘟疫，捐资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慈善医院“安乐坊”，收容贫苦的病人。西湖淤泥水草，雍塞不通，他积极疏浚、美化，修筑长堤。“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宋史·苏轼列传》)

不论是自己分内的事，还是分外的事，他都主动肩起来。被贬黄州，看到当地的溺婴现象，他组织慈善基金会，补助生孩子的家庭。被贬到天涯海角的儋州，他托人从中原带来种子，教当地人种谷，推广黄州的“秧马”技术，搞机器插秧。他大办教育，培养了海南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士；还积极宣传，反对歧视女人和少数民族……他正是在奉献中体验到人生的乐趣！

人一生中最多的时间是用在工作上的。能在工作中享受乐趣，对一个人来说是何等的幸幅。

写作是苏东坡第二个创造无穷乐趣的源泉，是生命价值的体现。苏轼曾对朋友坦言：“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他的文风力求自然畅达，不作苦吟诗人。他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写得很开心，读者读得也开心。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完成后，苏轼曾格外高兴地写信给友人：“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文中“呵呵”的笑声，是发自内心的愉悦与自信。

（二）和谐圆通的人际关系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人际关系的和谐，也是幸福的必要条件。

首先，家庭生活和亲密关系对幸福感的重要性，在心理学上早已被验证了。甚至有学者把幸福定义为：和你所在乎的人都能保持良好关系。

苏东坡一生大起大落，受尽挫折和苦难，但他终于走过来了，除了个性旷达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有着丰富的感情生活，一个和美的家庭。

苏轼从小成长在天府之国，书香门第，小康之家，家庭和美、健康，得到祖父、父亲、母亲充分的疼爱与教育。

他和弟弟苏辙的手足之情更是令人动容，他曾叹“嗟予寡兄弟，四海一子由”，可见其珍惜。东坡许多最为动人肺腑的诗篇，都是写给苏辙的。如《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又如他在狱中的“绝命诗”：“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予以事系御史台狱，遗子由二首》其一）

东坡被捕后，苏辙上书要求以自己的官职替哥哥赎罪，“臣不胜手足之情，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但得免下狱死，为幸。”后来他果然因为哥哥的原因被贬筠州。东坡六十大寿，弟弟送上一个放生池作为寿礼，苏辙六十大寿，哥哥则送上南方珍贵药材，香料，手杖。兄弟二人和睦无间，维持一生。东坡死后，苏辙一手承担丧事，还卖了自己的屋子，把钱交给东坡的儿子苏迈。东坡遗愿，要苏辙做墓志铭，苏辙做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说哥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反正吾觉得，暴乱是木有任何意义的。

东坡与儿女的关系也十分和谐。他对子女的教育总是以鼓励、称赞为主。我们常常看到他夸赞、鼓励儿子的记录：苏东坡每读小儿子苏过—历史称之为“小坡”的诗，就满面喜色，翘起大姆指骄傲地说苏过文章“粲然可观”，还自吹“无此父岂有此子。”他被贬海南时，长子苏迈赶来送行，苏轼作诗：“我似老牛鞭不动，雨滑泥深四蹄重。汝如黄犊走却来，海阔山高百程送。”他的儿子们对父亲也是赤诚孝心，苏轼被贬，苏过为了照顾、陪伴老父，居然与妻子儿女分离七年之久，东坡被贬海南，苏过陪同，与父亲日日唱和。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人在顺境中，需要家庭成员与之分享，在遭到挫折时，更需要家庭的情感支持。有这样的儿子，东坡何等幸福！

东坡一生有过三次婚姻。

他的元配妻子王弗。贤淑体贴，精明而内敛，与苏东坡坦率耿直豪放的个性正好形成互补。苏东坡交友没有心机，妻子为他担心，就躲在屏风后面，为丈夫“把关”。她特别聪明，看人极准，是苏东坡的得力助手。可惜红颜早逝。苏东坡千里迢迢运灵柩回乡，和自己母亲葬在一起。还在妻子墓前种了一千棵松树，悲痛地长号：“鸣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在她去世整整十年后，苏东坡还梦见这位元配夫人，写下著名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第二任妻子王闰之，秉性柔和。她为苏东坡生了两个儿子，苏迨与苏过，她对王弗所生的苏迈视同己出。苏东坡赞她“三子如一，爱出于天”。苏东坡还有一首《小儿》诗，也是写王闰之：“小儿不识愁，起坐牵我衣。我欲嗔小儿，老妻劝儿痴。儿痴君更甚，不乐愁何为。还坐愧此言，洗盏当我前，大胜刘伶妇，区区为酒钱。”他自惭不够超脱，赞扬自己的妻子比刘伶的妻子善解人意。在《后赤壁赋》中，那位“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的体贴夫人，就是王闰之。

朝云，本是王闰之为东坡在杭州买的丫环。她成了苏东坡晚年精神上的真正挚友，最能理解他的人。苏东坡甚至尊她为“天女维摩”。只有朝云会说苏学士的肚子里装得“一肚子不合时宜”，令苏轼捧腹大笑不已。朝云在广东惠州得传染病身亡。年仅三十四岁。苏东坡照遗愿把她葬在惠州西丰湖边，为她建了“六如亭”，并亲题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这三次婚姻，都是成功美满的。尽管外界条件不如意，三位伴侣都不幸早逝，但亲情与爱情，苏东坡都得享了。真是大福之人！苏东坡曾对弟弟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这不是虚言，苏东坡的交友极广，有人统计过，在书上有名的朋友就有上千个。

他和政治上的对手司马光、王安石的私交都很好。王安石落魄后，苏东坡不计前嫌，特地去看望，还写了一首很动人的诗，感谢和安慰王安石：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而朝堂之外的朋友更是遍及三教九流。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至于和尚、道士、歌妓都可以结为知己。

东坡被贬岭南，许多挚友不远万里前来探望，杭州和尚参寥子、常州的钱世雄、道教奇人吴复古、同乡道士陆惟谦等。最感人的是七十三岁的老朋友巢谷，竟从四川眉山徒步万里，看望苏轼兄弟。先到雷州见到苏辙，两人“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厌。”他坚持要跨海再去见苏东坡，谁知路上行囊遭窃，在追讨窃贼途中竟不幸病故。东坡闻此恶耗，大恸失声。这些朋友令苏东坡在被陷害、被背叛、被凌辱的时候，也从来不失对人性美好的信念。有众多知心朋友的人是幸福的人！

（三）无可无不可的良好心态

人生道路不可能永远平坦，风风雨雨伴着人的一生。在顺境时有颗平常心，在逆境时才会有好的心态。只有内心充实的人，才有能量去抵御外界的暴风骤雨。东坡曾经总结自己的一生遭遇：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可以理解为自嘲，是反话，但也未尝不能看作是真话：黄州、惠州、儋州，正是苏东坡修炼的阶梯。

黄州是苏东坡人生的低谷，却是他艺术的高峰。乌台诗案，九死一生，这是命运给他的第一次打击。但也是第一次给了他一个机会，去沉淀、反思、酝酿。东坡正是在黄州达到圆通境界的。在这里，诞生了一批质量空前的诗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还有著名的《定风波》等词，都是在黄州诞生的。当他吟出“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时候，那些是是非非已经伤害不到他了。他觉得越活越年轻，他高唱：“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明·仇英《赤壁图》

到了惠州，那是他第二次磨练。他在惠州写的《记游松风亭》很说明问题：“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让他在岭南瘴疠之地安之若素。心一歇下来，就能找到逆境中包涵的美好的景色了：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的儋州，曾被李德裕称为是“生度鬼门关”。是政敌存心要置苏东坡于死地。苏东坡自觉此去恐难活着回来，初时的心情是自然有些悲凉：“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但很快他就想到权当一次公费旅游吧：“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此心安处是吾乡”。在这天涯海角也像在故乡一样：“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不让他住官舍，他自己造房子。米价奇贵，买不起，他就吃牡蛎、甚至烤蝙蝠吃。入乡随俗吃芋头，花样翻新搞“玉糁”。还得意地说：“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奶更全新。莫将南海金齑脍，轻比东坡玉糁羹。”每到一个贬谪之地，再怎么受尽折腾。最后离开的时候，都依依不舍，作诗留念。离开黄州的时候，他动情地说：

黄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来不辞远。

我记江边枯柳树，未死相逢真识面。

当他最后一次被平反，要离开海南岛时，他和当地认识的朋友惜别，不但没有得意，竟说自己本来就是海南人，这次回归中土，反而像是远游。“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苏东坡对贬谪之所都怀有一颗感恩的心，把它们当做第二故乡。

林语堂说：“只有苦中作乐的回忆才是最甜蜜的回忆。”他又说，苏东坡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无可无不可”的良好心态。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失意的地方，可是，正是这三个阶段，使他的人生变得更精彩更圆满。把一个文人苏子瞻硬是锤炼成了伟人“苏东坡”！

（四）包罗万象的业余生活

胡适说“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时间。”爱因斯坦说：“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我们看苏东坡是怎样打发业余时间的，便可理解这两位伟人所说的话的含义了。

苏东坡在业余时间做得最多的事是读书！

“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读书之快感，真正的读书人都深有体会。马斯洛将认知需求和审美需求都列入人的高级需求当中。孔子感慨“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一苦一乐差别很大：“为己”是高级的精神享受；“为人”是痛苦、是负担。

东坡自己总结得好：“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让人的气质升华，得到极大的满足感。不过，读书使人快乐，并不意味着读书的过程是可以随随便便，不需要刻苦，不需要死记硬背。实际上，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苏东坡从小的学习强度就很大。长篇大段的背诵是家常便饭。苏东坡六十多岁在海南岛，曾做过一个梦。梦见父亲在叫他背书。他一口气把很长很长的文章都背了下来。五六十年前读的书，还能在梦中背出，醒来还“心有余悸”，作《夜梦》：“父师检责惊走书，坐起有如挂钩鱼”。经过这样的训练，苏轼能把《后汉书》从头到尾一字不拉地背下来，晚年有的时候无聊，就做游戏，请人拿着书找《后汉书》中的任何一句，苏轼就接着把它背下来，再到后来，减到提示三个字，再减到两个字，甚至一个字，照样朗朗地大段背下去。尽管苏洵没有采用过什么“快乐教学法”，但是苏轼后来的一生中，因童年的“死记硬背”打下的功底而发挥的自由创造性，获得的快乐，是无穷无尽的。可见读书本是个死去活来的过程，只有“死去”才能“活来”。学习的快乐，不应该是学习过程中的一场热闹，而是求得真知的喜悦。可惜，我辈从小没有这样的积累，无法享受个中快乐！

不过，苏轼毕竟是有个性的，他读书也绝不仅仅是死记，他自有一套心得。他把他的方法总结为“八面受敌读书法”，这个诙谐的名字就很有苏东坡的风格。他说：“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他读书是看了一遍又一遍，不同角度，百看不厌。

他甚至还敢于为了文章需要，杜撰典故，而且是在科举考试里！他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为了论证“慎刑”，就杜撰了唐尧的一个典故，博得考官欧阳修的赞美。这种活学活用的读书法，给他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东坡读书，既能进，又能出，其快乐为何如！

一天有24个小时，最合理的时间安排，大约是8小时的睡眠，8小时的工作，8小时的娱乐休闲、爱好发展。无论再怎么热爱工作，没有业余生活的人生也是乏味不完整的。

苏东坡是个极爱玩的人，而且他的每一样业余爱好都能登峰造极：诗词文书画“五绝”全部卓然成家，洋洋大观。林语堂说他是“才华横溢，神完气足”，非虚誉也！

艺术爱好能令人忘记现实，沉醉在一个至善至美的境界中，能够疗愈人的精神创伤和痛苦，使人产生积极的心境，这是得到了现代心理学和医学的证实的。苏东坡深谙此理。有一次，他在岭南写信给米芾说：“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岁瘴毒邪！”。

他自己的书法居于苏黄米蔡“宋四家”之首，《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书”。但是，无论达到怎样的高度，他对艺术的态度始终是陶冶和怡情，抱着一种“玩”的心态，他享受这些爱好，却不曾走火入魔。他喜欢酒后乘兴作书。在海南时他告诉后辈：“仆醉后，乘兴辄作草书十数行，只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又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堂》）他说自己是“无法”，是“意造”，根据自己的意思感觉创作。他在《评草书》中又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写字不要过分追求好看，当你无意于追求好看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好看了。这真是道出了艺术的真谛！别人的褒贬他也不甚在意，说起自己的字他是谦逊的：“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他不追求什么“大师”称号，只求“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便心满意足。

苏东坡玩艺术玩很潇洒，他没有苦自己。在艺术史上，为了虚名和负气勾心斗角、甚至伤天害理的记载都屡见不鲜，唐朝的宋之问，为了一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诗，可以杀死亲侄子。隋炀帝杨广为“空梁落燕泥”一诗传世，竟开杀戒。就是现代的大师、艺术家们，为了一个什么称号，什么头衔，憋屈愠怒、甚至郁郁而终的都时有所闻。“艺术”到了这个地步，带给人的不是开心是痛苦。越是像苏东坡一样，有平和开朗的“玩”的心态，在追求艺术境界的道路上反而能走得很远。

除了艺术之外，旅游运动，医疗美食，养身瑜伽，音乐古玩，佛经禅理，诙谐幽默，他样样精通，堪称十项全能。他甚至还是中国冲浪运动的先驱：在徐州有一个地方叫“百姓洪”，水流湍急，掀起巨浪，苏东坡叫船夫设计一种小舢板去冲浪，还写了长诗《百步洪》

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

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

……

这么多的业余爱好，太过璀璨夺目，以至于人们几乎忘了他的本行是做官。和李白杜甫不同，他从不曾放弃过对本行的负责。丰富的业余生活使他精力旺盛，心情愉悦，在主业上发挥更大的创造力，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五）并不迷信的宗教情怀

心理学调查显示，有宗教信仰的人的主观幸福感和对人生的意义感，总体上高于无信仰者。马克思说：宗教是被压迫者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有情物，是智慧树上不结果的花，是人类摆脱痛苦的精神鸦片。为了减轻痛苦，人是需要一点精神鸦片的；为了生活得开心愉快，人是需要这智慧树上的花朵的—即便他不结果。

苏东坡在被贬期间，阅读了大量的佛经，研究佛学。佛教帮了他大忙。有了一颗佛心，不用归田退隐，便可自我调节，随缘自适。

有一天，苏东坡到天目山与方丈“谈空说有”，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婴儿的啼哭声，就问老和尚，这是什么声音。老和尚说这就是打雷声啊！苏东坡突然顿悟，当你站在是非之上时是非就不存在了！于是写诗一首：

已外浮名更外身，区区雷电若为神；

山头只作婴儿看，无限人间失箸人。

道家思想也给了他一把助力。苏东坡小时候看庄子的书，就曾叹息道：“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庄子鼓盆而歌，看淡生死的故事，特别触动他。他喜欢的陶渊明，也是道家的诗人，“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佛家和道家一样是把死看作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的。把生死看淡之后，烦恼便消解了大半。他在海南，常常看儿子苏过与人下棋。他把人生的成败得失也比作下棋，他说譬如下棋，“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观棋》）。这正如庄子说的：“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学佛与学道，使他的诗歌充满了理趣。

死，人人都要遇到，死得安详是一种福气。

元符三年（1101年）苏东坡在常州病笃。和孤独地在当涂采石江边死得不明不白的李白，凄凉地在一叶孤舟中去世的杜甫不同，苏轼最后的日子是和家人在一起，子孙绕膝。苏东坡的死，也是死得幸福的。七月十八日，他将三个儿子叫到床前，交待后事，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回顾一生，光明磊落，自信能升入天国。二十三日，苏轼从昏睡中醒来，看到径山寺长老、他的老朋友维琳冒暑从几百里之外前来探病。两人对榻谈心，维琳一直陪伴着他。二十六日，苏东坡做了最后一偈：

“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

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维琳不懂“神咒”的典故，苏东坡要解释，话已讲不清，就用笔写了三十一个字作解释：“昔鸠摩罗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不及事而终。”苏东坡信佛，却并不迷信。从鸠摩罗什的事他看到神咒之类，纯属虚妄，他宁愿顺其自然从容面对死神。这三十一个字成了绝笔。二十八日，疾病恶化，他呼吸渐渐微弱，进入弥留状态。这时，他的子孙家人，他的朋友，都守在床边。最遗憾的是，弟弟苏辙不及赶到。

维琳长老贴着他耳朵大呼：“学士不要忘了西方极乐世界！”苏东坡微弱地回答：“西天也许有，我着力不得。”钱世雄也凑近耳畔大声：“你平生已到这个境界了，现在更须用力。”苏轼又答道：“还是听其自然，用力就不对了。”说罢，便阖目安然逝去。

这是一个完人的死法。苏东坡热爱生命，活得精彩，死得无憾。

苏东坡死了，离开了他热爱的人世间，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一生生活如此丰富多彩，做了这么多好事善事趣事，写了那么多好诗好词好文，写了那么多好字好画，给后人留下了这么多的遗产，他的人生是应该无憾了。

贰

GNH（国民幸福总值）的提法注定要比GDP掀起更多学术内乃至学术之外的争议。所以，研究苏东坡的“完美人格”的意义，在于帮助解答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衡量幸福？第二、如何提升个人幸福感，幸福是否可以学习？人文主义把“幸福”定义为“伴随自我实现而产生的一种满足的体验”。也就是说，获得幸福感的过程和使自己臻于完美的过程是一致的。修炼自己的过程，就是追求幸福的过程，自我不断完善的过程，就是幸福指数不断提升的过程。

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苏东坡可以被当作一个典型案例，他的“幸福模式”是有规律可循的，也是可以为普通人所模仿、习得的。

人文主义心理学的先驱马斯洛曾经以历史上和当代的“理想人物”为研究对象，认为有“理想型人格”存在，那些达到“自我实现”境界的人，尽管有身体外貌、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社会经济地位等等的差异，却具有许多共通的心理特征，而且有跨文化、跨时空的恒定性。拘于文化空间所限，西方的人文主义心理学的研究多集中于西方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人文主义定义下的“理想人物”，并非是着眼于他们为社会和他人作出了多少贡献，而是看这个人是否已经“竭尽所能”、“充分成长”、“成为自己”，换言之，是看他是否可以作为幸福人生的典范性人物，尽管他们在实现个人幸福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建设性作用。马斯洛列举的历史上“理想人物”的案例包括托马斯·杰弗逊、斯宾诺莎、爱因斯坦等等。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人和苏东坡有许多相似的人格特点：多才多艺，思想独立，富于幽默感，具有永不衰退的创造和欣赏能力，支持民主或者有民主倾向，等等。以杰弗逊为例，这位美国历史上最有智慧的总统，他是土地测量师、建筑师、古生物学家、哲学家、音韵学家和作家。他懂得拉丁语、希腊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他还对数学、农艺学和建筑学，甚至提琴等感兴趣，他热爱生活，热爱教育，热爱自然，在政治上极有作为，却对名利毫不挂怀。这和苏东坡的人格模式几乎如出一辙。正如陆九渊的名言：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出，亦莫不然。

苏东坡是属于世界的。

但是，苏东坡首先是中国的。苏东坡的模式，是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孕育的成功模式。苏东坡的成功，证明了中国人可以活得很开心。而他的自我实现之路，将帮助我们回答一个今天迫在眉睫的问题，中国人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活得幸福？

首先，一些基本的需求是必须有外在保障的。即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的需求，受尊重的需求。北宋王朝是一个相对富庶、稳定的时代。虽然也会有天灾人祸，但毕竟没有普遍的饥寒交迫、民不聊生。苏东坡出生在小康之家，在整个童年生活中，温饱、安全都是无忧的，童年经历对以后的人格形成非常重要。即使在以后的颠沛流离，甚至缺衣少食的情况下，他的乐天性格都始终不变。但是，当经济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金钱和幸福的关联可以忽略不计，而内在的精神建构的提升空间是无穷无极的。

其次，有一个温馨的家庭保障是非常重要的，家庭可以稳定地满足人的爱与归属需求。有研究显示，整体上已婚者的主观幸福感高于独身者，须知这里的“已婚”是包括幸和不幸的婚姻的。苏东坡的三次婚姻，固然是遇到了三位好妻子，但他自己对婚姻和家庭的认真经营，践行中国传统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自己的幸福打造了一个坚实的后盾。

还有一点，宋朝自太祖赵匡胤始，就有一个尊重知识分子的传统。不会因言杀文臣。这也是为什么苏东坡在被定下“诽谤新政”、“愚弄朝廷”的大罪之后仍能逃得性命的原因。就算是罪臣，其人格也不会受到过分的凌辱，廷杖之类绝对没有。人格受尊重，还有自由的空间也是幸福的基石。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自由与幸福是相关的。越自由的国家，人民的幸福度越高。哪怕是一些小事，比如在养老院里，让不让老人自由选择每天晚上放什么电影，都能显著地影响他们的健康和寿命。所以，很难想象在动不动就株连九族的明清文字狱的恐怖时代，能够出苏东坡式的人物。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对威胁与允诺之结合的屈从，便是‘人’的真正堕落。”当然，从主观方面看，马斯洛说：“维护人的自我与付出人的自我都是需要勇气的”。苏东坡选择了“不随”，也就是选择了幸福。

在四种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自我发展的需求会自然萌生，而且成为一种强大的驱动力，在这个动机的驱动下，人的潜能是不可遏制的。首先是创造的本能，马斯洛断言：“音乐家必须演奏音乐，画家必须绘画，诗人必须写诗，这样才会使他们感到最大的快乐”。在创作中人会产生一种如痴如醉，称之为“巅峰体验”的快感。像杰弗逊做总统百忙中还每天抽空练几个小时的小提琴；丘吉尔一生热爱绘画，他回忆说，每当遭受重大的打击的时候，总是“绘画艺术之神前来拯救我。”

苏东坡无疑是天才，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天才都能像他一样把所有的潜能都发挥出来。而且，不是天才，照样可以获得这种幸福。

再有就是宽容、善良、乐于助人等种种美德。社会心理学上称之为“亲社会行为”。它不但可以带给助人者强烈的自我效能感，甚至可以促进大脑的多巴胺—即所谓“快乐物质”的分泌。苏东坡说自己平生两大嗜好，一是酿酒，一是合药，都不是为自己。看到别人酣然陶醉，他比自己醉了还高兴。看到别人沉疴消散，他仿佛也身轻体健起来。这是有科学的依据的。

我们看到，苏东坡的言行，无一不合乎传统儒家传统，而兼具释、道之理，却又无一不合乎现代精神和人本主义的原则。无怪乎林语堂宣布：苏东坡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我们更可以说，苏东坡精神，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中国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可以滋养健全的、幸福的、完满的人生的。

叁

（一）我们今天比苏东坡幸福吗？

苏东坡在《记承天寺夜游》中感叹：“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幸福有的时候就在乎这片刻的“闲”。今天，社会发展了，物质空前丰富了，可是“闲人”却越来越少了。

（二）我们需要幸福的土壤

套用鲁迅谈论天才的名言：我们不但需要幸福者，更需要培养幸福者的土壤。“幸福”的诞生，是需要社会环境支持的。茨威格早就指出，那些最伟大的人物的诞生时间并不是均匀的，他们往往会挤在一段最短的时间内，仿佛避雷针的尖端集中了整个大气层的电流一样，这就是“群星闪耀时”。比如西方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又如中国的盛唐。如前所分析的，苏东坡得以自我实现，和他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

今天“追求幸福的权利”已经成为基本的人权。改善社会环境就成了当务之急。我们需要一个局势稳定的、基本民生得到保障、容许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我们不妨这样问：今天的中国，能不能诞生新时代的东坡？能不能容许更多的人达到自我实现？这个指标，或许比生产总值更能指示社会的进步。

社会无非是一张关系的网络，当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和谐的时候，GNH（国民幸福总值）便不再是难题。

（三）从苏东坡那里获得资源

中国人崇尚一副对子：“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今天，我们要以什么样的人为榜样，我们应该树立怎样的伟人观？

西方人赞誉所谓“文艺复兴式人才”。自无所不通的达·芬奇以降，如歌德、富兰克林等等，“专家”、“学者”、甚至“百科全书”的头衔，都不足以概括他们。哲学、天文、物理、医学、建筑、军事、水利、地质、艺术、政治……各方面的出类拔萃，可以自然地整合在一个完整的人格中。他们被称为“人”的奇迹。在人文主义的视角看来，这样的人才可称为“伟人”，因为他们真正展现出健全的、美好的“人”，使我们看到人性的美好、尊严和丰富。在人类面临物质丰富而精神匮乏的今天，这样的伟人，更有无以伦比的意义。

我们今天最大的敌人，不是侵略者，也不是贫穷，而是精神的狭隘和内心的贫乏，我们迫切需要再一次的“人”的觉醒。

跨越时空的，活得圆满的人，在历史上寥落星辰，但只要有一个，便是一座宝库。苏东坡就是这样一座宝库。他是一个真正的“人”的典范，绝不逊色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式人才”。林语堂在《苏东坡传》的序里，一口气写苏东坡十八个侧面，末了还加上一句“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这正是一个“完人”。他既不失“文艺复兴”的精神，更凝聚了中国独有文化的精髓，他完全是中国文化“原创”的伟人。苏东坡的存在，充分证明，我们的传统文化，是能够孕育出真正的“人”的。没有东坡，这“完人”的谱系就不完整。

幸福归根结底还是自己的事，外部的改善永远不能成为幸福的充分条件。然而，幸福是可以学习的。这就是为什么传统文化要我们“法古今完人”。苏东坡的一生，如一系列包罗万象的丛书。今天的中华民族最需要读懂的，是叫做“幸福”的那一册。

我愿热爱我们民族国家的有权之士、有识之士、有志之士，都能从中得到启示，并付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