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建院之初，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一直就是上海这座城市成长的见证者与呵护人，他们不但是国家重大美术创作的主力军，同时也成为上海的宝贵财富。围绕“出人才、出作品、出影响”的工作目标，画院推出“艺苑薪传”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宣推系列，旨在关注画师最新艺术动态，分享画师的艺术感悟，推介画师的学术展览，报道画师参加国家和本市重大主题创作及获奖情况等。从而团结凝聚画师力量，让上海中国画院这块金字招牌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芒，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振兴海派文化艺术作出更大贡献。

我四岁学习写字，六岁学习刻印。那时很调皮，爸爸不在的时候自己拿刀刻印，结果锋利的刻刀在大拇指上割开了一块肉，到现在手指上还留有一个两公分的疤痕。六岁的我感觉是自己闯的祸，不敢做声，傻傻地愣在那里。母亲跑过来一看我按着手指，地上一滩血。解放前家里很穷，笃信佛教的母亲抓了一把香灰敷在伤口上，然后扯一小块布包扎一下。伤口也没有发炎，两个月就好了。

最初刻印就付出血的代价，我常常开玩笑讲“血债就要用血来还”。如此深刻的印象让我更加努力地学习刻印了。父亲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他常常写字、刻印、讲历史典故，这些对我有了很大的启蒙。

15岁时，一位老先生到我同学家里做客，无意间看到我同学桌子玻璃板下压了我写的一张字。他问：“这是谁的字？”我同学的爸爸回答说这是我儿子同学的字。于是通过我同学的爸爸把我叫到他家里，一进门便问我想不想继续深入学习研究？从此我就跟着他开始学习书画篆刻了，这位老先生就是我的第一位老师——郑竹友。

郑竹友何许人也？陈巨来在自己的书中曾提到此人，他出身扬州书画世家，祖上七八代都是书画家。此时他已是海上书画兼擅的大家。1958年，他便被周总理点名调到故宫从事古书画修复工作了。他的修复技艺当时几乎无人与之匹敌，米芾《苕溪帖》损坏掉的11个字就是他接笔修补的，而且是拿起笔来直接书写的，不是双勾填墨的。如果说没有很强的书画功底，对米芾书法风格的深入研究，不可能提笔就写的。徐邦达曾写过一篇文章，称赞他为“近代绝才郑竹友”。

聆听老师方介堪先生教诲

与老师谢稚柳先生交谈

后来我又碰到了一些非常好的老师，如方介堪、方去疾、谢稚柳、陆维钊、郭绍虞等。我常常想我的运气不错，没有上过艺术院校，但碰到的都是艺术大家。年轻的时候精力旺盛，总想多学一点，多吸收一点。23岁接触方去疾先生，又拜访高式熊先生，拜谢稚柳先生为师。这年，陆维钊先生曾写信给我说：“日本现在的书法好像已经有了超过中国的趋势，你要努力为国争光。今后你在学习上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我。”经常书信往来的请教，陆维钊先生自然也就成为了我的业师。文学方面的老师是复旦大学一级教授郭绍虞先生，他曾写过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之所以能跟随郭绍虞先生，是因为陆维钊先生的推荐。晚年的陆先生得了癌症，没有办法亲授，便写信推荐我去郭先生那里。那封推荐信我至今还记得，信上的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能由您来指导天衡，我感同身受！”

在篆刻方面，幸运的是遇到了方介堪先生，那时我在温州海军服兵役。温州虽然不是大城市，但是文风很盛。温州有很多有学问有本事的人，方介堪先生就是其中代表之一。方介堪先生第一次看到我的习作，就问我：“学过邓石如吗？”我说“没有。”紧接着他又说道：“你的印和邓石如暗合，非常大气。”上世纪60年代初，书店里很少有印谱出版物，我身边也缺乏参考资料，都是自己在那里实践和摸索，所以对邓石如的印风并不熟悉。方介堪先生还常常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刻印不要学我，你要学古代经典的东西。学我的话，你这辈子就超不过我。”

我的这些老师都非常高明，不像某些老师非要学生临学他的作品，结果都成了老师的两脚广告牌，很少有创意。当代人学当代人是最不可能有成果的，去学晋唐宋明名家则更好。为什么我以往写文章会有那么多篇幅来缅怀我的老师呢？如果没有那么多好的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这是我感恩一生的。

跟随方介堪先生，还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也可说是一段奇缘。1963年3月，方介堪先生嘱我将刻的印粘一张印屏交给他，我也不知道派什么用场。过了几个月，我去拜见他，他告诉我：“你的印屏在西泠印社六十周年庆展览了，那些老辈对你赞许有加。”西泠印社从1947到1963开始第一次恢复大活动，很多1947年之前（入会）的老社员都去参加了活动，比我老师年纪还大都是七八十岁的。能得到前辈大家的肯定和赞许，更加坚定了我努力精进的决心。

1984年，我忽然收到了唐醉石的儿子唐达康的来信，唐醉石先生是西泠印社初创人之一、与王福庵齐名的大家，曾任湖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信中写道“我们素昧平生，二十年前我父亲到西泠印社参加六十周年庆，他在你的那个印屏前看了很长时间。我父亲当时对我说，这个人二十年以后一定是印坛巨子。我爸爸从来不表扬人的，那天他这样说了，我就特别注意并记下了你的名字。如今你果然像我爸爸讲的那样，得到了印坛的认可。”

2015年，我在武汉美术馆举办个展的时候，有人告诉我1963年创作的那个印屏就在唐醉石先生家里，并借给我看了。我想用作品换回这件印屏，但是他们的后人坚持留存。我现在捐给馆里（韩天衡美术馆）最早的印屏是1963年12月，比唐先生家的那件要晚半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印石

学习篆刻就是这么一路过来的。我经常对学生讲，“我六岁开始学习篆刻，参加第一个展览会是十七年以后，在报纸上发表我的篆刻作品是1964年即18年以后，所以学艺者要沉潜，不要急于想出名，必须先要扎扎实实地把基本功打好。画院的师辈们都跟我有很深的感情，我也经常向他们请益。王个簃先生曾经对我讲，‘天衡我现在很懊悔，我应酬太早，如果少些应酬，我可能成绩会更大一点。’搞艺术不在于出名早而在于东西好。早能早得了几年呢，真正好的作品是传之千秋的事情。”

1984年，我被任命为画院副院长，样样事情都要应付，都要出头露面。画院画师原来没有明确的退休制度，我60岁就主动提出带头退休，领导劝我不要退，我说这样不行，一定要让新鲜血液进来，如此我们画院才更有生机。

我退下来的22年里，外面的活动很少参加，力避应酬，当然也有身体的原因。我平时的生活就是看书、搞创作、思考一些问题。这期间还称努力，单是出版一项先后就出了一百二三十种书籍，连先前的大约出版了一百四十多种。

韩天衡著作陈列

《历代印学论文选》韩天衡编订

其中，《历代印学论文选》是编写得十分艰苦的。我从进入画院78年到84年之间，因为不坐班，每个星期都有几天泡在上海图书馆的古籍仓库里，在那里读书做笔记，做一些印谱及印学理论的研究。西泠印社知道我比较注重印学研究。1982年，他们便委托我编写一部《历代印学论文选》。尽管先前看了一些书，但心想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没有跑遍天下，怎知概括天下！

做学问首先要充分地掌握资料，没有资料支撑，只能是假学问，要尽可能多的史料。在以往，我读了近两千部的印学与印谱，自知所知所得有限，编好此书心里没有底。所以在编书的两年里，又四处访书读书。诸如西泠印社藏有张鲁庵先生捐赠的433种明清印学著作，因此，我便提出到西泠印社库房里读书，库房在西湖边的葛岭小山上，从不对外开放。那是1982年夏天，杭州的酷暑是众所周知的。每天早上我都会准备两个馒头、一瓶热水、两盘蚊香。由于多是国宝级的文物，早上8点钟进入库房，工作人员把我锁在里面；下午5点钟他们下班了，再来开锁让我出来。这样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狼吞虎咽地把未见之书读了一遍，并择要抄录。

那时候可不像现在简捷方便，重要的序跋、著作都是靠手抄的，古人喜欢用异体字、古体字甚至于今天已经“死掉”的字，碰到一时难以识别的这些文字，我没时间在库房里推敲，于是我得把字形一模一样地描摹下来。古文也是如此，不可能在库里面断句，便先抄下来。我租宿在西湖边解放路上的朝阳旅馆，一个小单间，一天租金是六毛钱。每天晚上先冲凉，洗掉一身臭汗，六七点钟就开始整理白天的笔记，断句标点，推敲疑难杂字，务必今日功课今日毕。其实，真正进入那状态，当是虽苦犹甜的，大有小民暴富的喜悦。

登山小己

吉祥如意

几十年里搜集印学资料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一心想幸运地读到未见之书，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的相关古籍都读了一遍，天津、香港、澳门也去寻访搜集了一遍，乃至向海内外都要向公和私藏家找书读，如在日本静嘉堂文库里也读到了国内未见的孤本。在做这些功课的基础上，终于在1985年完成了这部书。这部书每一篇文章前面都有一段导语释题。值得欣慰的是，如今近40年过去了，很多专家和印学爱好者都还觉得有用。

自1982至1984年，就是日夜兼程地专注编写。编写这部书的时候我还住在龙江路的小楼里面，两个小间共计十平方。房间太挤，幸好孩子们都还小，一间是奶奶和我儿子睡觉的，另外一间，我是睡在方桌的底下，而我妻子打地铺和女儿睡在桌边的空地上。而我的书桌和书架中间隔着妻子的地铺，在冬天的晚上熬夜写作，有时查阅资料取书时，就必须跨过她俩睡觉的地铺，往往一不小心就踩到了妻子的脚，半夜里都会痛到猛地叫起来。现在每每回想那段岁月，总是感慨系之。

如意

逗号，问号，感叹号，句号

编书、写书是任务，但读书不仅是为了编书，读书做学问，对于我们文艺工作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门艺术都是要以学问打底。直至今日，我仍在读书，所以在2003年主编出版了《中国篆刻大辞典》，而且《中国印学年表》一书至今又增补了六千条目，将出增订的第四版。学问对于我们书画篆刻创作的人来讲就像是打地基。造高房子首先是地基打得深、打得牢，地基打得有多深，房子造得可能就有多高。有了坚实的地基什么样的建筑都造得好。篆刻大家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黄宾虹等，首先他们是文人，是读书人，是学问家，有学问善变通，他们去写字画画刻印，都会达到事半功倍、触类旁通的效果。邓石如布衣出身，但临写《说文》这部书就不下二十遍。我一直有一个马蜂窝的比喻。读书、写字、画画、篆刻、书画鉴定、诗词鉴赏看起来都不是一码事，画家和篆刻家有什么关系，书法家和篆刻家有什么关系，和做学问又有什么关系。不，都有关系。这些艺术门类比作马蜂窝里紧挨在一块的蜂穴，是隔行不隔山，只隔着纸般厚的薄壁，若能智慧地去打通它的话，一加一加一加一，一定大于四，且不只是五或六的效果，它会产生出人意料的非常巨大的连锁复合效应。

狂心不歇

气象万千

前辈书画印大家的成功范例启迪着我，激励我要读书、要实践、要思考，人生苦短，目标遥远。所以我一直告诫自己，人老去，但钻研艺术之心要年轻，不懈怠、不停步，依旧要推陈出新、砥砺前进。

口述：韩天衡

文字整理：肖永军

上海中国画院一行看望并采访韩天衡先生

韩天衡

1940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苏州。擅书法、国画、篆刻、美术理论及书画印鉴赏。

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名誉院长、西泠印社副社长、上海中国画院顾问（原副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上海市文联荣誉委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首席顾问、上海吴昌硕艺术研究会会长。

出版有《历代印学论文选》《中国印学年表》《中国篆刻大辞典》(主编)、《韩天衡画集》《韩天衡书画印选》《中国现代绘画大师·韩天衡》（英文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等专著一百四十余种。

2012年首届《书法》杂志论坛被评选为当代三十家优秀范本书法家之一。2015年荣获中国书法最高奖“兰亭奖艺术奖”榜首。2016年被命名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海上书法”代表性传承人。2019年获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中国书法风云榜杰出老书法家奖。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大英博物馆等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