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27日，上海市统计局发布2022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结果：2022年上海常住人口为2475.89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5.0%，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8.7%。这两个比例相较于2021年分别增长了1.0%和1.3%，且增长速度均高于2021年。

根据国际通行关于老龄化社会的划分标准，上海已经步入中等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程度还在持续加深。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不可逆的趋势，须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高老年人社会保障水平，满足老年人教育、体育、文化等方面的服务需求。

老年人教育的核心是老年生命教育，须关注八个问题。

一、有质量的活

常识中，说起人的生命，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时间长度。这种生命观以生命持续的时间为关注点。我们对生命的长度如此向往，以至于提起“生命”，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它的长短。“长命百岁”“寿比南山”是对老年人最贴心的祝语，就连坐拥天下的古代帝皇，也愿以“万岁”自居。由此可见，在我们的思想中，长寿是人们对生命最美好的愿景。

然而，生命所指的，仅仅是生命的长短吗？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命好”或“命苦”，说“同人不同命”“我命由我不由天”……这里的“命”，显然不是指长短，而是命运，是人从生到死的这几十年中，由所见所闻所遭遇的各种事情组成的人生经历，有的顺利，有的坎坷，有的平淡，有的精彩，有的简单，有的驳杂……由此可见，除寿夭之外，我们对于“生命”还有另外的理解，就是在生命所延续的百年之内，我们如何度过它，对待它，经历它。这就涉及到关于生命的另一个问题----生命质量。

那么，什么样的生命质量高，什么样的生命质量低呢？可能很多朋友会以人的健康或疾病来定义它，也有人以钱财的多少和社会地位的高低作标准，更有人认为学识的广博或狭隘，亲友的疏远与亲密，思想的深邃或肤浅，情感的丰富与贫乏等，都对个人的生命质量产生影响。由此可知，与生命的长度相比，生命质量是一个更为复杂，也更为核心的问题。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和对待人生，享受生命，有质量的活，就需要对这一问题有所领悟。

上述影响生命质量的因素看似杂乱无章，难以穷尽，其实可以从生命的三重属性进行把握：自然生命（肉体生命）、社会生命（伦理生命）和精神生命（人文生命）。自然生命主要关注人得以存活，并且更好地存活于世间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有两个关键词：“健康”和“长寿”。社会生命（伦理生命）强调个体对社会的贡献度、影响力以及个人的幸福感，这与个体的社会角色、社会关系等密切相关，有两个关键词：“贡献”和“幸福”。精神生命（人文生命）是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存在，它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独有特征，有两个关键词：“尊严”和“超越”；精神生命作为生命的三个维度中最难把握、似有似无的存在，却坚定地撑起了生命，使人成为超越一切其他物种，甚至超越天地、横亘古今的生灵。

人的生命不是一维的线性存在，也不是二维的平面性存在，它是集自然生命之长、社会生命之宽、精神生命之高于一体的立体构筑。生命的这三种属性有机结合成为生命的整体，三者不可偏废。老年朋友只有将生命从这三个维度上通盘考虑，才能建构正确的生命观，不仅去尽力延伸自然生命的长度，而且去竭力拓展社会生命的宽度，更要去奋力提升精神生命的高度，从而不断提高生命质量，享受幸福生活。

二、长寿的秘密

不少探寻长寿秘密的人最后都哭笑不得、无功而返。原因是在深入实地探访后，大家发现那些被我们奉为铁律的养生信条常常被这些百岁老人瞬间摧毁。如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曾去都江堰附近的一个长寿村考察，回来说：“调查队去过几次了，但我们不能公布调查情况。都说抽烟不好，他们都抽自己晒的大烟叶子，从十来岁抽到一百多岁；都说喝酒不好，他们都喝酒，喝自己粮食酿造的白酒；他们都吃肥肉，吃自己养的大肥猪肉，别的肉、海鲜都没有。难道我们去宣传，抽烟、喝酒、吃肥肉能活一百岁？”

我们说锻炼身体可保持健康，但百岁老人们大多不会刻意锻炼。我们又说要住在深山，空气清新、少人打扰更易长寿；但我们目前所知的长寿老人倒有四分之三是生活在城镇的。至于有人说要多喝牛奶多喝茶，有人说要多吃蔬菜少吃肉类……这许许多多的“有人说”更是在现实中不堪一击。

那么，长寿没有秘诀吗？或者如有些人认为的，长寿是基因所致，凡人望尘莫及吗？看来也不是，因为现实中存在许许多多的百岁夫妻。当代学者程步曾调研了许多百岁寿星和百岁夫妻的案例，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根据人口调查的结果，中国的百岁寿星大约是总人口的十万分之一，而百岁夫妻的比例竟然高达10%以上。如果十万个人才有一个人有长寿基因，那他们碰巧结为夫妻的可能性应该说是微乎其微。

从百岁夫妻的高频出现说明，长寿至少不是完全由基因决定的。夫妻共同生活几十年，彼此在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趋同，才应该是他们长寿的主要原因。程步将其归结为九条：

1、吃自己喜爱的东西，定时定量，有节制有规律。

2、做个勤劳的人不停地劳动。

3、不要幻想不得病，一旦得了病要信心十足地与它斗争。

4、不能私心太重，生活中斤斤计较是跟自己过不去没病找病。

5、受得住委屈看淡荣辱，人活着难免会遇到飞来横祸，就当它是天灾吧。

6、爱我们的亲人，但是得想办法从亲人离去的悲伤中解脱出来。

7、学会对抗孤独，人本来就是孤独的，找点方法充实自己。

8、按照自己的喜好理直气壮地活，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9、我们能行，不论是内因的基因还是外因的环境，我们都能活到100岁。

令人惊奇的是，程步根据对百岁老人的调研得出的长寿秘诀，竟然大部分都不是教人怎么吃怎么动的那种健康小贴士，而是更多地从人的感情、思想、社会交际等方面提出的比较抽象的建议。这样的结果正好印证了“三重生命”的观点：人的生命是自然生命、社会生命、精神生命的三维统一体，生命状态的好坏与三者密切相关，不可偏废其一。这样，都江堰长寿村吸烟喝酒吃肥肉的长寿秘诀就说得通了，长寿夫妻的高频出现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三、自身免疫与中医之道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有自行调节身体状态、恢复健康的能力----免疫力。有研究显示，人体自带的免疫力可以使60%--70%的疾病得到自愈，大部分的小病不吃药也能康复。不过，人体的免疫力也不是人人一样和始终不变的。依据个人在不同时期的身体素质，免疫力也有大小强弱的变化。年龄是最能降低免疫力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中的免疫细胞就会减少，这是生命不可逆转的衰退。但这并不是说年龄越大免疫力就越低，事实上，日常生活习惯才是免疫力非正常降低的最主要因素。睡眠不足、压力过大、心情抑郁、长期不见阳光、运动不足等都会降低免疫力，使人更容易受疾病困扰。

中医之道就是利用人体自身的自愈功能，激活免疫系统，让身体自己给自己治病。已故著名中医理论家、首届国医大师陆广莘认为：“中医的愈病之理，就是努力去发掘人自我的健康能力，自我痊愈能力。”他举了一个例子：“2001年，我在广东省中医院参加会诊，是当时的省人大主任卢钟鹤的儿子，28岁。两个礼拜以来，高烧40°C，白细胞一万五，嗓子有脓点。西医用了一流的抗菌素，高烧下不来。我说，这些临床表现都是坏的吗？都是敌人吗？发烧，是抗病能力呵；白细胞，是国防军呵；脓点，意味着它在给你顶住呢……用压的方法，抗炎、抗菌，压而不服。怎么办？中医给出路。给什么出路，要看它往的方向。它是往上的，不让往下；往外的，不让往里。好，我开了药方，都同意，生效了。过了两天，又烧了。舌苔厚，两边肚子大，拉稀。我说拉了怎样？他说舒服。我说，好！大柴胡汤。他吃了以后，第二次就好了。这是一个发掘人的自我健康能力、自我痊愈能力的过程。”

中医不同于西医。西医治疗疾病，主要是发现病原体，用药物压制、对抗病毒，犹如在身体中进行药物与病毒的战争，直到把病原体杀死。但是，在杀死病原体的同时，战争也有可能伤及无辜，破坏人体中好的成分。然而，中医的做法却是疏通。不一定要消灭病毒，可以通过驱逐的方式，将其赶出体外，人体就痊愈了；也可以发动身体自身的免疫机制，调动身体的自生能力，让它自己去与病毒战斗，这样就最大程度地减少了“误伤”的可能，将治疗的副作用降到最低。

中医之所以会采取这样一种与西医截然不同的治病方法，陆广莘认为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生。在中国文化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不仅人要生，天地万物都可以生，就连身体中的病毒也可以生。正因如此，中医并不寻求将病原消除殆尽，只要它不对身体构成伤害，可以疏，可以导，即便要战，也是让身体自己的自愈力量出战，外在的药物和手段只起巩固和辅助的作用。

四、“人走茶凉”与社会生命的重建

提到退休，我们常常听到“人走茶凉”的抱怨。不少曾担任一定职务的老年朋友一旦退休，就发现单位里的同事、下属对自己不如以前恭敬、友好……许多老年人为此感到愤怒和伤心，对社会上的“人走茶凉”深恶痛绝。

但是，如果我们尝试一下换位思考：您还记得您作为新领导刚刚走马上任，正满心豪迈地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那时若刚刚退休的前任也三天两头地到单位来对您的新工作、新计划多方打听、指手画脚，甚至多行指责，或给您的部下、他的老部下安排各种额外的工作让他们无法专心……若是您刚刚上任，您会怎样看待这位曾经的领导呢？那时候您还会对“人走茶凉”深恶痛绝吗？当然，也许您不是想对年轻人指手画脚、强行要求，甚至您的本意是想帮助他、指导他，让他更好地完成工作。但站在对方的角度想想，刚刚上任，血气方刚，谁不希望依靠自己的才智独当一面？曾任《人民日报》社广告部主任的郑有义，去茶楼品茶，问茶童为什么“人走茶凉”，茶童的回答是：“人走茶不凉，我们饿死啊？”此言虽然浅白，却恰恰说出了“人走茶凉”的真意。“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人走茶凉”本身就是社会规律。

说道理容易，可是现实中，“人走茶凉”仍然是部分老年人心里挥之不去的心病。究其根源，其实不在于社会风气的炎凉，也不在于继任者的道德修养，更不在于社会建制的缺失，而是在于退休的老年人自身。因为人的生命是自然生命、社会生命、精神生命的三位一体；三者不可或缺，否则人的生命就会出现失衡，造成各种各样的生理、心理问题。而人的社会生命是在长期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其社会影响力大多是通过工作关系确立的。在工作中我们有自己的社会角色、社会关系，在特定的工作中为社会做出贡献，也实现自己的价值。可以说，大部分人的社会生命是与工作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当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必须退休，从原有的工作和社会关系中解脱出来，我们便失去了自己的社会角色、社会关系和为社会作贡献的机会，换句话说，我们原有的社会影响力萎缩、社会生命终止了，从而带来生命状态的不平衡。这样，我们就难免因为退休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生理和心理问题，甚至患上“退休综合征”的疾病。我们对“人走茶凉”的悲愤，大抵因此而来。

作为社会建制和人情常规，“人走茶凉”是常态，那么能改变的就只有我们自己，而改变的方法，就是在原有的社会生命终止之前，通过规划退休生活，建构新的社会关系和自身角色，换一种生活方式，并在新生活中重建自己的社会生命。

五、养心之道

养心需要从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出发，不断有意识地调试自己的心情，有意识引导心理状态向好的方面发展，并合理地排解压力，维护心理健康。

1、热爱生活

我们说要享受幸福的老年生活，关键是要拓展生命的宽度，广泛地发展多样兴趣，积极参加朋友聚会和社会活动，重建社会关系网，并与家人充分沟通，享受家庭的欢乐。但是，许多老年朋友则认为，自己对音乐、舞蹈、书法、乐器这些东西都没有特别的爱好，天性也不是喜欢交朋友、参加社会活动的人，与家人、朋友的相处更是秉持顺其自然的态度，想多了累。其实，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你是否热爱生活。

热爱生活的人对生活中的一切新事物都会充满好奇。退休之后，老人多了很多富余的时间和精力，只要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就会发现除了两点一线的工作、家庭外，生活中还有许多好玩的事情，从而在退休后的新生活中接受新的自己，建构新的社会生命。由此，养心之道，以保持热爱生活的心理状态为本。

2、清静宁和

身处红尘，难免沾染尘埃。要保持心的闲适宁和，应以“时时勤拂拭”为要。如何拂拭呢？需要时时跳出生活，从高处观照我们的人生，让生活的节奏慢下来，闲下来，静下来。苏轼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苏轼一生多遭贬谪，但总能乐观处之。贬黄州，他说“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贬惠州，他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年老多病，他不怪南方气候潮湿，生活困窘，而是说“北方何尝不病？”“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最后被贬海南，困于荒岛，他仍然乐观处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中？”

面对生活中不可逃避的困窘，苏轼采取的方法是跳出生活，换种思路，在与自我的对话中打断负面情绪，从而苦中作乐，维持心灵的清静宁和，过“想得开”的生活。

3、善良

有了热爱生活的态度，宁和旷达的心境，我们就会与人为善。发表在美国《生物精神病学》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看到善举会增加大脑神经活动的兴奋程度，从而有助于提高免疫力，有益于人的大脑健康；并且，与人为善有助于改善和密切人际关系，营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可见，与人为善对他人来说，给予的是实质性的帮助；而对自己来说，带来的是精神上的长期愉悦。

善良，需要有换位思考的能力，需要有帮助他人的意识和行为；但要注意的是，善良并不是没有底线的付出和牺牲。只有秉持同情与善意，尽可能地真心帮助他人，同时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给予和付出的底线，懂得适当的拒绝，我们的善良才是成功的，才能结出幸福的果实。

六、死亡之思

人对死亡的恐惧与生俱来，而为了超脱这恐惧，人类从诞生以来就一直制造着各种传说和理论，试图逃避对死亡的恐惧，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宗教和哲学。当然，近代随着实证主义科学研究的兴起，对死亡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成果也与日俱增。

首先是宗教。我们常说有宗教信仰的人能更加平和地接受死亡，这是因为无论哪种宗教，都为死亡和死亡之后的生命状态提供了翔实的描写，从而极其有效地消除了人对死亡的无法掌控的恐惧。比如佛教宣称，凡人都处于轮回转世的过程之中。人死后会忘记一切，再于六道中选择其一投胎转世，重新获得新的生命。这里的关键是看你今生是行善积德，还是造恶作孽。

然后是各种传说。几乎每个民族都会有各种关于死亡的传说。华夏民族的传说中，人死后，一来可以化作天地万物，与我们同在，如盘古死后化作日月山川。二来依照前生功业，可以升天做神仙，如各地的城隍土地多是当地德高望重的名人死后所化。这些以转化和升仙为主题的死亡传说，同样为人死之后的境况提供了确定而美好的景象，从而帮助人们在精神上控制死亡。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日益崛起，对于死亡话题，实证主义科学有自己的说法。它主张人死如灯灭，既不会进入天堂、地狱，也不会转世投胎，更不会转化或藏匿在世界之中，而是从形体到灵魂都一了百了地真正消失。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它对宗教、传说等传统文化构成压倒性优势，并让死亡成为更加不可控制的存在。今天，我们普遍接受了科学主义的精神，一方面打破了那些虚无浪漫的死亡幻想，另一方面也失去了宗教和传说赋予我们的确定、可控的死亡观。

最后说说哲学。与宗教和传说不同，哲学以哲学思辨的方式进入死亡，将死亡当做认识人生的一个部分加以探讨。历史上探讨死亡的哲学家很多，最具代表性的是庄子和苏格拉底。庄子认为，人从自然中来，死了就返回自然中去。气聚而生，气散而死，死亡与出生一样，故而无所畏惧。苏格拉底则并不清楚人死之后究竟会怎样，他只是从逻辑的角度设想了两种可能性：要么无意识地长眠，要么意识还清醒着，这两种可能性必居其一。苏格拉底发现，这两种可能性都很不错，既然这样，为什么要惧怕和逃避死亡呢？

可见，哲学没有为我们虚构一个供我们信奉的虚幻的死后情境；也不像科学那样把这情境打破，留下一个不确定、不可说、不可控的令人畏惧的死亡话题。它坦白承认死亡的不可控，但告诉人们，即便不可控，死亡也没什么好怕的，因为它不会带来什么坏处，不过如一趟行旅的结束那么自然，要么舒舒服服地睡一大觉，要么换一种方式存在于世间。

七、中国需要死亡教育

死亡教育在我国严重缺席，其关键原因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对死亡的逃避和禁忌。同时，国民教育体系中对死亡教育的缺失以及中国家长对孩子的过分保护，也是两个重要原因。因死亡教育的缺乏所导致的不良影响有：

首先，我们会在距离死亡还很遥远的时候就开始畏惧死亡。许多人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出现死亡焦虑，一根白发就能想到未老先衰，怀疑得了重病；一旦退休，就终日不忘自己已是老人，似乎马上就会得病死去；有时几句戏言可以引发一场莫名其妙的乱发脾气；几篇未经推敲的微信文章会带来饮食、作息结构的一变再变，最后弄得自己无所适从……

其次，当疾病真的到来时，出于对疾病的恐惧，许多人选择了逃避和拒绝。明明身体不适，却瞒着家人也哄骗自己，不去医院诊察；或者诊察之后发现真的染病，也选择默默承受，既不告诉家人，也不肯积极就医；即便到了医院，也不配合治疗，情绪波动极不稳定……常常延误诊疗时机。

第三，在病人临终之际，很多人也无法平静面对。本着“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心理，医生和家属会采用一切有创治疗的方法试图为患者延长生命，却没有想到临终的患者在这样的治疗中会承受多少无谓的痛苦，生命在极度的病痛中延长几天、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真的是患者所愿意的吗？然而本于对死亡的恐惧，出于对患者心理的保护，医生和家属常常选择隐瞒患者病情，就更别提在确定临终抢救方案时会提前征求病人的意见了。况且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当死亡尚未真正降临就与病人讨论死亡的事情，是不吉利、触霉头的。

最后，当患者离世，亲友们很难像其他文化的居民那样平和地面对死亡，对亡者致以理性的纪念。很多人会长期处于精神崩溃、歇斯底里的不理智状态中，甚至一蹶不振，形销骨立，“没多久就跟着去了”，带来新一轮的悲剧。我们的文化不仅没有劝止，反而十分推崇和赞扬这样的不理智，认为这是重情义的表现，相反亲人若没有这般歇斯底里，形销骨立，就会评价他们没有情义，刻薄寡恩。实际上，这也是因为我们缺乏死亡教育，过于畏惧死亡，不懂得如何妥善处理与死亡的关系。如果我们可以打从心底里理解死亡是生命过程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章节，我们应平静地送走逝者，而不是恐惧地试图拒绝和逃避，这样的悲剧将会减少许多。

所以，中国尤其需要死亡教育。就像我们从小就需要接受交通规则的教育、道德品行的教育、文化传统的教育一样，死亡教育也应是我们立身为人、处身于世的基础课程。把人生作为一趟行旅，把生死当做必然的过程，平静接受，安然享受，尊重生命，却不强求。

八、有尊严的死

下面这一幕，会在许多中国患者及其家人身上上演：胃癌晚期的外婆住进医院，外孙女赶来，外婆拉着孙女的手说想回老家，可孙女担心外婆的身体受不了路途颠簸，不敢答应；外婆想吃咸菜，孙女却硬让外婆吃医生开的营养品；外婆不想做化疗，孙女哄她“再做一次就会好”。外婆就在这满心的遗憾与痛苦中离世

所以，对于绝症末期的患者而言，为了能够“有尊严的死”，就需要借助姑息治疗（又称临终关怀），即不是以治愈疾病为主要目的，而是着眼于减轻疾病痛苦、延缓疾病蔓延的医疗护理。英国是最早实施姑息治疗，并且姑息治疗也普及得最好的国家。在英国，姑息治疗包括使用药物减轻患者的身体痛苦，同时对患者进行心理上的辅导和安慰。在这一过程中，专业医护人员、心理咨询人员、社工等参与其中。

我国台湾地区在普及姑息治疗方面也达到了先进水平。台湾40%的癌症患者会接受姑息治疗，他们还提出“四全照顾”的理念，即全人照顾(身、心、灵)，全家照顾(病患、家人)，全程照顾(临终、家属悲伤期)，全队照顾(医生、护士、心理师、社工师、物理治疗师等)，对临终患者及其家庭进行全方位呵护。走进台湾的姑息治疗病房，你会发现病房舒适而宽敞，里面配备了正常的家庭生活所需的所有电子产品和设备，医护人员和病人以1：1的比例配置，他们表情宽和，温柔体贴。室内随处可见鲜花，整洁明亮，一丝异味也没有。病人们虽然病入膏肓时日无多，但表情也非常平和宁静，甚至身体状况较好的病人还会开心地聚集玩乐。

在姑息治疗理念传入中国不久的1987年，北京松堂关怀医院的创始人李松堂就在北京香山建起了一所类似于养老院的临终关怀医院，就是为了满足绝症病人最后的人生愿望，让他们没有遗憾地离开。在他的医院里，并不是急于给病人看病，而是通过聊天的方式为病人提供心理辅导，了解病人的所思所想，并尽力满足他们。医院还设立“助念室”和“祷告室”，为有宗教信仰的病人提供条件。尽管硬件设施、生活条件都无法比家里更好，但整个气氛显得宁静和谐，病人们在到来之后，也会从刚开始的抵触、焦躁转为相互谈论死亡的话题，并在这谈论中慢慢习惯于心平气和，直面死亡。

一般来说，大部分患者是害怕最后阶段的过度治疗（如插管、心脏按压、急救药物注射、除颤等）的，与其承受极大的痛苦而终将死去，不如在有生之年享受尽可能舒适的生活，即便减少那么几天、几个月的寿命也是值得的。更何况，接受姑息治疗的病人由于生理、心理和生活环境都要明显优于接受传统治疗的病人，其生命期有时候会不减反增。

（作者单位：上海开放大学、上海师范大学）